第 36 章(2 / 2)

朱元璋:?

“咱的糧長製又怎麼了?”

後世人啊後世人,他在心裡稍微有點不平地念叨,你怎麼對咱老朱的功績不怎麼提及,反倒總是挑咱政策的刺呢!

可這弊端又確實是實打實的——儘管糧長製還沒被細評,朱元璋也多半能猜到一點。

他隻是多少感覺有點不知滋味的悵然:老朱是掌控欲極強的人物,恨不得把子孫後代所有的事都定好個規章製度出來,形成一套萬世不易之法。

結果呢?

說不讓宦官乾政,結果到堡宗手上就出現了個權宦;說要廢除丞相,結果後來又冒出個閣臣都能被稱為賢相的內閣;說商稅永不加賦,結果到頭來落得個國庫空空……

這世上哪裡真的有什麼完美無缺的祖宗家法呢!

朱元璋被迫再度認清了這個事實,於是隻餘一口長歎。

【前者重點在於打擊私下勒索養馬之家、造成科斂賦重的□□;追究導致養馬效果不好的各級官員的責任;對賠補的標準進行了調整;命令用品級較低不敢過於放肆的禦史,替代往往大肆索賄的侯伯內官。

但後者的問題就有

點複雜了,景泰時期隻能說試著逐步處理,結果上來個堡宗,後遺症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變得更為複雜,一直遺留到了正嘉隆萬時期。】

朱祁鈺:……朱祁鎮能不能去死一死啊。

就算他知道後世人對他當世的功績也能做到客觀評說,可是能對王朝延續更好的措施被強行廢止了,也真的還是會又惡心又心痛的啊!

【糧長製的初衷,是為了擴大明朝的經濟基礎,使得明初的財政收入能夠有所增加,進而鞏固明初統治者對全國統治的加強地位。

糧長除了負責催征、經收和解運這三大收稅任務以外,還要負責帶領鄉民往他處開荒,對百姓進行勸導教化以及檢舉不法官吏和“頑民”

等,甚至還參與進過明初土地丈量,繪製魚鱗圖冊的工作中。

但它職能的複雜化也就決定了它先天存在著部分缺陷,將征收任務與編製賦役冊籍都交給糧長,天然就便利了糧長中飽私囊。】

對貪汙腐敗容忍度極低的朱元璋:……

老朱感覺自個腦門上一陣青筋直跳,拳頭已然緊攥起來,隨時準備重拳出擊了。

【在洪武年間,糧長製初設的時候,規定每區設糧長一人並有若乾副糧長,正副糧長輪流充當,實行輪充製。主要的舞弊手段是征多解少。

等到我們永樂大帝朱棣北遷之後,因為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相分離,漕運糧額激增,糧長手裡也就控製了更多的糧食。

而當時朱棣重新疏浚大運河,南北交通通暢,沿岸城市興起,商品經濟發展。糧長便運用自己控製的糧食作為本錢,通過經商來從中獲利。】

朱棣:永樂大帝——?!

被突如其來的驚喜衝昏了頭腦的朱棣感覺自己足下有點輕飄飄的。

知道了自己果然不是建文這個聽上去就詭異厭煩的年號,結果還收獲了大帝這樣的評價……

就算看到了那些糧長們竟然利用公糧來為自己謀私利的事情,他的火氣都沒那麼大了,甚至還能點評幾句後世人的關注點果然落在那什麼商品經濟的上麵。

他老爹絕對會在他接手之前就把這個坑填上的,他現在生什麼氣啊。

不如好好想想怎麼發展這經濟——後世人是不是先說的他疏浚大運河?交通……意思是說來往?想要發展經濟,得先讓各地往來便利?

【宣德年間,永充製盛行,糧長名額“數增十倍”

,其膨脹的官僚隊伍,在實際的運行中造成了工作效率的低下和資源的浪費。糧長們的壓榨手段也有了進一步發展,比如稅糧折收衣服、畜產;強占灌田陂塘,阻礙水利等。

正統年間,由於吏治風氣敗壞,這些糧長中強橫者更加為所欲為,不僅科斂甚厚,虧損公賦,甚至發展到了乾涉地方行政,包攬詞訟,欺壓百姓的地步。】

朱瞻基:……懂了,又是他需要控製修改的一條政策是吧。

【到了景泰年間,朱祁鈺嘗試著取消了部分地區的糧長,並逐步慢慢往外推廣。雖然處理的手段上有點

粗糙,但考慮到他的政治目的是減少對百姓不利的弊政,多少還是值得認可。】

【糧長的職權變化,最根本的還是要到張居正手上。隨著一條鞭法的實行,各州縣的田賦、徭役以及其他雜征都合並成為一條征收銀兩,按畝折算繳納。】

“怎麼是銀兩?”

朱元璋眉頭一皺又發現了不對的地方:他的大明寶鈔呢?銀兩不比紙來得重嗎?

並且哪來的這麼多白銀,甚至可以讓普通老百姓都用它來交稅?

總不會是——他看向一旁也反應過來的朱棣,父子倆眼神之間都有點迷茫。

“那、出海貿易,原來是這麼掙錢的嗎……?”

被劇透了明末是窮死的朱家父子:你這麼說我真的很難不心動。

【這樣的措施,使得許多地方乾脆由百姓自封投櫃,壓根不經過糧長之手;有些地方糧長隻管收銀,不管解運;即便有些地方糧長仍管解運,但考慮到白銀的價值,政府往往會添派官吏押送,這就大大降低了糧長中飽私囊的概率。

糧長的社會地位降低了,與此同時明中後期商品經濟卻得到了充足的發展。

由於沒有正確的思想進行引導,賺取了足夠多錢財的大商人們並沒有將其轉化為進一步發展的動力,反倒大肆購置田產房產。

並且就算購買了田產也隻是想著收租,從商人群體進而轉變為地主身份,對於土壤的改良,種子的選擇,技術的改進等等商業性的問題都漠不關心。

這就嚴重擠壓了農業生產的空間,再加上明朝中後期國庫的窘迫和統治者不管是出於統治或者私欲的增稅,糧長和底層納糧戶都淪為了被壓/迫的對象。

無論是田賦的征收還是解運,糧長之職已經變成了一項實實在在的雜役。因為擔任糧長卻收不到足夠的賦稅,從而必須自掏腰包滿足征收額度,以至於自己破產的人家不計其數。

我們從後世反觀糧長製的興衰,有的時候也不由感慨社會的變遷——

明朝確實就是這樣一個,處在變革風口上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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