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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奧地利成為貴族的門檻一降再降，1896年起，即便沒有參加過戰鬥，隻要服役滿四十年，資產階級出身的軍官也可以成為貴族。
和平時期，大家隻能苦熬時間；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很多軍官憑借參戰和特殊貢獻等條件，獲得了貴族身份，1916年到戰爭結束，卡爾皇帝共封授了超過700人，這些憑借服兵役而獲得身份的新貴族被稱為“體製貴族”。
被提升為無頭銜貴族的話，申請者無需向國家繳費。但如果想要“貴人”頭銜和包含地名的頭銜，就需要繳費。
體製貴族的頭銜不與實際的領土掛鉤，可以自己挑選，可以是立功的地點、可以是服兵役的地點，有的頭銜甚至是完全虛構的，用來表達對皇朝的忠誠，比如“馮·皇冠之盾”，另外，申請者可以自行設計紋章，但需得到zf批準。
除了從軍為國效力之外，行政官員、企業主、銀行家、金融家、藝術家、自由職業者也可能獲得皇帝的封授，成為貴族，與歐洲其他國家，包括德意誌其他邦國相比，奧地利封授貴族時是相當慷慨的。
這期間至少有11000人被封為貴族，而其中又有至少10000人是從平民晉升的。
新貴族的心態和精神麵貌仍然保持資產階級特色，而老貴族通過自己的財富、土地、互相通婚結盟和與宮廷的緊密聯係，仍然占據主導地位。
不過總的來講，19世紀後半期的體製貴族代表著正在冉冉升起的、部分信奉自由主義的、忠於皇帝的資產階級人士。
老貴族被稱為“第一社會”，從資產階級攀升起來的新貴族被稱為“第二社會”，二者之間很少通婚。
“第一社會”和“第二社會”之間存在森嚴的壁壘和複雜的鄙視鏈，前者鄙視後者，這是毋庸置疑的，不過有的屬於“第二社會”的大財主因為特彆有權有勢，大家不得不把他們算作“第一社會”。
於是“第一社會”分成兩個群體：a，原先的“第一社會”；和b，從“第二社會”上升來的暴發戶，後者往往比前者富裕得多。
a和b這兩個群體的男性可以交往，因為他們往往是zf和軍隊的同僚，但這兩個群體的女性幾乎從來不交往，如果a群體的男性娶了b群體的女性，就會被a群體排斥。
在宮廷的大舞會上，兩個群體都受邀請，但所謂的“小舞會”從來不邀請b群體，像這樣的“第一社會”也分成高低兩個群體，這是維也納獨有的現象。
直到1919年，奧地利議會頒布《廢除貴族法》，徹底廢除了貴族製度。
並且，奧地利廢除貴族比德國的魏瑪共和國更嚴厲，魏瑪共和國還允許貴族保留頭銜和“馮”，作為其姓氏的一部分，而奧地利則乾脆徹底禁止一切貴族頭銜和“馮”等稱號，違者將被處以2萬克朗罰款或至多6個月的徒刑。
1948年憲法把這個處罰改為4000奧地利先令，後來一直沒有考慮通貨膨脹等因素，始終是這個數額，相當於今天約290歐元，於是，哈布斯堡家族的族長在奧地利就隻能叫**·哈布斯堡，而不是**·馮·哈布斯堡。
不過，藝術家、演員的名字或藝名不受該法律的影響，所以赫伯特·馮·卡拉揚仍然可以用“馮”字，很多貴族為自己準備兩套名片和信紙，一套遵照法律，沒有貴族頭銜和紋章，用於和公共機關打交道；另一套有頭銜和紋章，用於和商界與其他貴族打交道。
為什麼奧地利對待貴族如此嚴厲甚至苛刻？這個理由也不難解釋，在德國，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了，德皇正式宣布退位，從帝國到共和國的過渡是合法的。
而在奧地利，末代皇帝卡爾和皇後濟塔並沒有退位，也從來沒有舉行過廢除帝製的全民公投，所以當時成立的奧地利第一共和國本質上沒有合法性。
正是因為心知肚明自己缺乏合法性，第一共和國的領導者非常害怕舊的精英集團，也就是貴族會卷土重來，害怕貴族會起來質疑和反對自己，於是共和國決心要打壓貴族階層，所以奧地利共和國對貴族非常嚴苛，不準他們用“馮”和各種頭銜。
哈布斯堡家族甚至長期被禁止返回奧地利，還被剝奪成為奧地利總tong的權利，後來哈布斯堡家族的大部分成員都放棄了成為皇帝的權利，但卡爾皇帝的兩個兒子羅伯特和菲利克斯沒有放棄這個權利。
不過雖然有明文禁止，但在奧地利日常生活中，用貴族頭銜和“馮”稱呼，還是很常見的事情，往往不會受到真正的處罰。
對於有曆史傳承的那些真正的大貴族來說，失去頭銜並不重要，他的宮殿、城堡、土地、金錢、人脈、教育和社會地位都還在。
但對那些在帝國時期辛勞一生為國效力從而獲得貴族身份的“第二社會”來說，廢除貴族頭銜，無疑相當於在他們的臉上遮蓋了一層紗，他們的薪水不多，生活清貧，但為皇帝服務幾十年之後，可以獲得低級貴族身份，這對他們是一種褒獎和鼓勵，也把很多人與皇朝聯係起來，讓他們對皇帝忠誠。
這種意義上，貴族身份是一種社會黏合劑，然而廢除貴族後，對這些人群的打擊最大，他們當中的很多人一下子失去了工作、社會地位和最後一點點榮譽。
納cui德國吞並奧地利之後，也沒有恢複奧地利貴族的頭銜，戰後的奧地利第二共和國則對貴族“維持原判”。
了解了這段曆史，也就明白楊橙為什麼說奧地利根本沒有貴族了。
奧地利女郎似乎把楊橙當作了垃圾桶，越講越激動，肆意的吐槽她曾經被壓迫的經曆，對於那些所謂的貴族大老爺，更是恨得咬牙切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