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來，香江要建新機場，完全沒必要填那麼多海。哪怕選址不變，堅持在大嶼山搞，也可以平整更多的沿海緩坡。平整山地，比從零開始填海成本要低得多，起碼相差五倍不止。
布列塔尼亞當局趁著他們在香江說了算的這最後十幾年，非要規劃填海造地這條開發總綱，分明是為了過分強化本地的所謂‘環保’勢力，為後續咱中國人自己完全接手之後搞開發設置障礙。”
韓婷這幾句話，著實是說得鞭辟入裡，不愧是當年外交學院出來的老師，簡直洞若觀火。
80年代中期開始，規劃香江需要新機場，這個決策本身並沒有問題，需要填一部分海，也沒問題。但關鍵是對環保、丁權、等等各方利益的保護程度是否合理、是否吹毛求疵。
有點工程意識的人相信都能理解，比如你搞一個項目，如果對環保的要求是95%，可能是一個價錢，如果提高到98%，可能成本直接就翻一倍了，你要追求100%，那說不定還要再翻倍。
同理，要是一個國家對每年車禍死人的容忍度，從國民人口的萬分之一，壓低到“一個都不許死”，那肯定會導致社會交通陷入癱瘓、整個經濟都不行。
這並不是說命可以計價交易，隻是具體實踐領域的人都要接受現實，不能隻唱高調。
而布列塔尼亞人顯然是動了“反正十幾年後的財政錢也跟我沒關係了，所以走之前吃乾抹淨突擊花光。不但要把現錢花光，還要借一大筆基礎開發債券，然後把赤字虧空留給接手的人還”的心思。
在這種思想指導下，自然什麼都能吹毛求疵，把成本做到最貴，完全不講效益。同時高調唱過之後，其他人想講效益也會變得困難，容易被不做事的鍵盤俠噴子對比指摘。
顧驁知道韓婷說的都是真的，不過他的態度依然樂觀：“你說的我何嘗不知道，但問題也沒那麼嚴重——至少比我曾經設想過的，布列塔尼亞人可能做的壞事，已經封堵了七八成了，剩下的都是小問題，想辦法總能解決的。”
顧驁之所以樂觀，顯然是因為他知道，如今這個局勢，已經比平行時空好太多了——
兩年前，他把米娜安插到部裡的國際關係研究室時，那一係列風控評估的絕密內參，終究是發揮了作用的，也在雙邊的備忘錄中，提前堵漏了好幾個點，讓布列塔尼亞人使詐的操作空間小了很多。
顧驁現在，至少可以不用怎麼考慮“突然比前些年擴張的丁權”問題，也就可以少花大量精力在處理香江釘子戶上。開發項目征地的難度，依然是跟70乃至60年代持平的，沒有上升。
唯一需要解決的，無非是一些假托環保借口、實則拒絕一切開發的組織和勢力，不過這些勢力也比曆史同期要弱一些、他們能仗恃的借口也少了幾條。
具體不好多說，反正都是顧驁當初假借米娜之手、通過國際關係研究室的渠道封堵掉的。
所以，略掉不便描述的細節、單說結論的話，那就是曆史上90年代乃至新世紀，香江人拖延了二十年都沒法完成的開發進程推進，到了顧驁手上，未必沒有機會。
韓婷聽顧驁略微分析了一波，也大致認識到主要矛盾點在哪兒了，意識到“至少已經堵掉了更多惡化的可能性”，重新鼓起了幾分信心。
韓婷便繼續追問：“那麼，我們這麼直說吧，你如果把張仲謀拉來，未來的半導體產業園區、配套，你準備放在哪兒？或者說，你指望當局和本地大亨們配合你，開發哪一塊區片？”
“這事兒車上說不清楚，一會兒回屋我拿地圖給你說。”顧驁解釋道。
韓婷便不再糾纏，隻是靜靜靠著車窗，看著窗外的街景。二十分鐘後，車子到了山頂白加道的顧園。
韓婷也不推讓，就當是自己家一樣大咧咧當先推門進去，很熟門熟路地從顧驁書房裡抽出一張比例非常詳儘的香江地圖，攤開在書桌上，準備深入討論。
香江這地方，其實並沒有大多數人想象的那麼高城市化程度，真要是抹平一些阻礙，可以開發的地方還是很多的——
如前所述，哪怕到2010年代，這裡的城市化占地也才30%，而80年代更是隻有25%。還有75%都是農村、以及完全未開發的山林、濕地。
同時，這些農村和山林、濕地也不是說政策上就完全不允許開發，過去20多年裡，布列塔尼亞人就主持了好幾波新的市鎮的開發。
大致上的進度是這樣的：首先，在50年代以前，香江完全沒必要開發新界。因為二戰前遠東的金融中心和傳媒中心是滬江，香江完全沒有優勢。是日軍入侵後，大量滬江資本和人才南下湧入，香江才初步發展起來的，後來北方戰亂持續更久，那些滬江資本也就留下來了。
整個50年代，香江無非是戰後重建、休養生息，人口膨脹的問題並沒有到要超出港/九搞新衛星城的程度。布列塔尼亞人“專製”規劃的擴張，是60年代開始的，而且一直“專”得很有效率、效果也不錯，從來不跟當地人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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