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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船，就得有炮。
正德年間中國的鋼鐵產量，相當於整個歐洲的總和，並且冶煉技術也達到世界頂峰。
炒鋼法已在全國範圍內推廣，並實現規模化、量產化和生熟鐵連續生產模式。煉鐵爐和炒鐵爐是串在一起的，煉鐵爐煉出的生鐵液，直接流入炒鐵爐中，用柳木棍攪拌而形成熟鐵——這樣既提高生產效率，又能減少炭火消耗。
歐洲那邊，還要再等兩百多年，才發明類似的攪煉爐，中國早在成化年間就有推廣開了。
並且，歐洲用鐵棍攪煉生鐵液，隻能得到低碳熟鐵。而大明用柳木棍攪拌，柳木的碳混入生鐵之中，減緩生鐵去碳的速度，能夠直接得到低碳鋼。
如果炒鋼師傅的技術和運氣都好，還有幾率炒出中碳鋼，甚至是高碳鋼。
當然，大部分時候，隻能炒出優質熟鐵。這種情況，在官營鐵廠最為多見，比如北方的遵化鐵廠，居然一直用罪犯來炒鋼，謂之“炒煉囚人”。其死亡率極高，相傳十個裡麵要死九個（“顧十九斃命”），經常是被打死、病死的。炒鋼之人性命都保不住，哪能提高自身炒煉技術？
民營鐵廠就厲害得多，最典型的就是佛山！
中國古代曆來鹽鐵專賣，明代官府卻沒有控製冶鐵行業。按照朱元璋的思路，官方生產的鋼鐵量，夠用就行了，沒必要與民爭利。當時，有官員發現新鐵礦，建議皇帝立即收歸國有，結果馬屁拍在馬腿上，被朱元璋直接流放海外。
明代的鐵匠戶，服役最繁重的，一年時間有半年給官府做工。服役最輕的，五年時間有半年給官府做工。剩下的時間，都可以自由分配。
正是這些有利因素，導致明代的冶鐵煉鋼技術，達到中國封建王朝的巔峰，也達到當時全世界的巔峰。
但是，王淵想要鑄炮，有一個情況非常致命，那就是中國鐵礦石品質太低！
北方大規模使用煤炭冶鐵，導致煉出來的鐵更脆，用於鑄槍、鑄炮都非常容易炸膛。南方依舊使用竹木炭冶鐵，品質稍微好一些，但依舊雜質甚多，而且冶煉成本也很高。
歐洲如今普遍使用銅炮，可惜中國嚴重缺銅，銅炮的製造成本讓人難以承受。
那就鑄鋼炮？
王淵向鐵匠們一打聽，煉鋼費時又費力，而且產量非常低，從成本來看還不如鑄造銅炮呢。
中國此時主要有兩種煉鋼法——
一種是前麵所說的炒鋼，但主要產品是熟鐵和低碳鋼，炒出優質鋼材的成功率屬於玄學範疇。
一種是灌鋼，且在明代出現兩個方向的改進。其一為“生鐵覆蓋法”，已在全國大範圍推廣；其二為“生鐵澆淋法”（蘇鋼），目前隻停留於南直隸地區。
綜合成本和質量考慮，蘇鋼鑄炮最為劃算，可蘇鋼的價格，依舊比銅貴出無數倍！
更為尷尬的是，王淵身為浙江總督，任期之內不能隨意亂跑。而明代最好的鋼鐵廠，官營以南北直隸和山西為主，私營以福建、廣東和湖廣為主，浙江的冶鐵煉鋼技術實在堪憂。
海寧船廠在新建大型船塢時，王淵騎馬前往紹興，那裡有浙江最大的鐵礦——漓渚鐵礦。
紹興知府叫梁喬，聽聞總督視察，立即前來拜見。
但也僅此而已，梁喬屬於真正的清官，拜見總督純粹出於官場禮節。曆史上，他在紹興任期一滿，立即回鄉侍奉病重老母。給母親送終之後，閉門苦讀二十餘載，期間隻收下幾位弟子，淡薄名利，不附權貴，病逝於家中。
倒是會稽、山陰兩縣的知縣，一個勁兒溜須拍馬，把王淵煩得不行（跟杭州府城差不多，紹興府城也被劈成兩半，一半歸山陰縣，一半歸會稽縣）。
王淵來一趟，見到地方主官，自然要問政：“紹興諸縣，觀音像改建得如何？”
梁喬回答說：“觀音舊像，皆已拆除，少數新像已經塑成，多數新像還在建造當中。”
王淵又問：“可有遇到阻力？”
梁喬答道：“吾知總督心意，此為整治溺嬰陋習，可活嬰孩無數。些許阻力，不足掛齒。”
王淵很高興：“本督定當上報朝廷，闡明梁太守政績。”
梁喬沒給好臉色，說道：“不用，家中老母年事已高，且時常患病臥床。等明年任期滿了，我就辭官歸鄉，政績對我而言毫無用處。而且，我雖然支持總督大建怒目觀音像，卻反對總督在浙江開海。不論總督是否聽得進去，我都要說幾句不中聽的。開海，於商賈有利，於小民有害！”
“哈哈哈哈！”
王淵大笑不止，覺得梁喬很對胃口，隻是眼界稍微差點，他說：“那就不論開海之事，本督遙祝令堂身體康健、長命百歲！”
梁喬是孝子，這話喜歡聽，也對王淵印象好了許多，當即抱拳道：“多謝總督吉言。”
又勉勵一番會稽、山陰二位知縣，王淵便暫住於紹興賓館休息。
翌日，在山陰知縣羅芳的陪同下，王淵前去視察官營鐵廠。
鐵廠情況很糟糕，首先規模就不大，其次冶鐵工匠們積極性不高。好多人根本不乾活，甚至連煉鐵爐都沒開，圍在那裡一個勁兒聊閒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