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說附加條件嘛，也是有的。”李衛東點了點頭。
“果然還有其他條件！”朱士聰反而有些心安，他開口說道：“是什麼條件？”
“我一共有四台進口設備，要賣的話，也打算一起賣，所以總公司要買的話，也要四台設備一起買！”李衛東開口說道。
“就這些麼？”朱士聰詫異的問。
李衛東想了想，隨後開口說道：“除此之外，還有件事情要麻煩朱書記，我打算辦一個停薪留職，還希望總公司能批準。”
“你要辦停薪留職？不想再公司裡待了？你這是打算下海啊！”朱士聰顯得有些吃驚，語氣中也有幾分不屑。
“下海”在當時而言，還是一個比較新鮮的詞彙。
八十年代，普通人對於“下海”這種行為，看法並不正麵，國企職工和政府乾部甚至很鄙視那些“下海”的人。
這主要是因為私營經濟一直沒有被正名，個體戶的也缺乏社會地位。對於普通人而言，好好的乾部不當，下海去當個體戶，那是腦子抽筋了。
直到南巡講話發表之後，“下海”經商才逐漸成為熱潮，像是機關乾部、知識分子、國企人員，紛紛加入到“下海”大潮。
正因為當時的人對於“下海”的看法是負麵的，當朱士聰提到“下海”這個詞語時，會感到吃驚，也會表現出不屑。
此前李衛東承包服裝廠，雖然也算是一種經商行為，但畢竟還是在國企的體係下做事情。
可“下海”就不同了，那是脫離國企的體係，自己經營工商業，這跟當個體戶的性質是一樣的，隻是規模大小的區彆。
在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的時候，國企和事業單位的正式人員，“下海”有兩種方式，一種是直接辭職，一種是辦一個“停薪留職”，絕大多數人都會選擇後者。
選擇停薪留職，一來是可以給自己留一條後路，萬一“下海”失敗，被海浪一巴掌拍回在沙灘上，也可以回原單位繼續上班，大不了就是仕途受到一些影響，但不至於失去飯碗餓肚子。
選擇停薪留職的第二個原因，就是保留一個單位的身份，這在八十年代更是尤為重要。
八十年代的中國社會，存在著各種鄙視鏈。
比如城市戶口可以鄙視農村戶口；比如國企職工可以鄙視集體企業職工；再比如有正式工人可以鄙視臨時工；當然還有就是有工作單位的人鄙視個體戶。
在這一套鄙視體係下，一個國企乾部的身份，顯然是站在各種鄙視鏈最頂端的。有這麼一個身份，在很多事情上都會享有特權，這一點對於現代人來說是很難理解的。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出差住賓館，這時候如果你掏出一個國企的工作證，那麼絕大多數的賓館都會對你笑臉相迎；而如果你沒有這個國企的工作證，隻拿一個身份證的話，很有可能被賓館當成閒雜人等拒之門外。
再比如，坐火車遇到臨時檢查行李，這時候你掏出一個國企的工作證，那麼臨時檢查可能就能省掉，或者隻是簡單的檢查一下。可如果沒有這個工作證，你可能就要麵臨更加仔細的檢查，張德歪瓜裂棗的遭遇搜身都有可能。
還有遇到公安部門嚴打的時候，交警部門設卡查車的時候，一張國企工作中都能省去很多的麻煩，至少不用遭到長時間的盤問。
甚至遇到了車匪路霸，國企的職工也要比普通老百姓受優待。有些聰明的車費路霸擔心受到打擊，也會對國企職工網開一麵。
因為國企職工身上帶著的可能是公款，公款被搶的話，那相關部門肯定會有所行動，嚴重的話會在附近幾個村挨家挨戶盤問。
而普通老百姓的錢被搶，結果大概就是賊人跑了，抓不到了。
更何況運輸公司的工作證，還跟其他國企的工作證不同。作為交通運輸係統的企業，運輸公司的工作證在交通出行方麵是有福利的。
比如你沒有買到去某地的火車票，完全可以刷運輸公司的工作證進檢票口，大不了就是上了車沒有位置坐，就當買了站票了。
2000年以前，買火車票可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某年春晚有個小品，叫《有事您說話》，其中有個橋段就是說買火車票，要扛著被子穿著軍大衣，大半夜的去排隊，這樣才能買到火車票。
對於沒有門路的人而言，所以僅僅一個刷工作證上火車的福利，便已經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基於這種種好處，李衛東並沒有直接辭職，而是決定辦一個停薪留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