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玄入主薊國太學壇，不啻一記晴天大霹靂。震動天下，影響深遠。
先前，陳寔六子之中，元方季方，同為博士祭酒，餘下四子各為太學博士。四少師轉入王子館後，便由陳紀等人共管太學壇。然無論從學識、聲望等，諸多方麵，尚無法與四少師比肩。今有大儒鄭玄攜門內千餘弟子入學壇。
眾人皆心悅誠服，亦長出一口濁氣。
《鄭學》隨之風靡。
除百萬言的《鄭學》，鄭玄更大的貢獻，源自“引經注律”。即用“儒家思想去解釋法律”。
禮法和道義，孰高孰低。上升到理論高度，稱之為“春秋決獄”。
“春秋決獄”之稱謂，最早見於《後漢書·應劭傳》：“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
一言蔽之。春秋決獄，乃是針對“無法可依”，或“雖依法但有悖於道義倫常”的特殊案件，依據儒家經典《詩》、《書》、《禮》、《易》、《春秋》，尤其以“《春秋》大義”來決斷的斷案方式。
前有“緱玉免死”，今有“趙娥免罪”。皆源自“春秋決獄”。
核心有二：
其一，論心定罪。
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精華》中言道：“《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誌，誌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鹽鐵論·刑德》亦有：“故《春秋》之治獄，論心定罪。誌善而違於法者免，誌惡而合於法者誅。”
究其意，一是“本其事”，二是“原其誌”。“事”，指犯罪事實；“誌，意也，從心。”指行為人的犯罪緣由及犯罪動機等主觀因素。類後世“主觀故意”。
其二，出禮入法。
“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為表裡”。“春秋決獄”正式開啟了以禮為法的“禮法時代”。後世“引禮入法”或“儒法結合”，正是“春秋決獄”首開先河。與之相對應，“引經注律”亦逐漸風行。自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本不屑於諸子百家的儒家，對法家態度驟變。“法律之家亦為儒生”，更有“治律有家，子孫並世其業，聚徒講授至數百人”之現象。
“引經注律”，今漢更是盛況空前。
“後人生意，各為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玄諸儒章句十有餘家，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言數益繁，覽者益難。天子於是下詔，但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
後曆經魏晉及南北朝，作為古法代表之《唐律疏議》，集前朝立法之大成。“一準乎禮，而得古今之平”，標誌“禮法時代”的降臨。
時下的儒法結合，又被後世形象的稱之為：“儒皮法骨”、“外儒內法”，不一而足。
“但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僅此一句，足見一斑。
鄭玄的到來，讓薊國提前步入“禮法時代”。
且與後世隻剩“儒以文亂法”不同。薊國多豪傑，太學壇又是廣開言論，雜糅百家之地。於是乎，鄭玄入主太學壇後，吸納了諸如“兵家”、“墨家”、“雜家”、“農家”、乃至“方技家”、“陰陽家”等。集百家之長，編撰了《鄭氏章句》及《薊（國）法》。成為曠世經典。
此都是後話。
此時此刻。一心隻想著平定半島的薊王，根本無從知曉。鄭玄出仕薊國，有多重要。
根本無法估量。
漢末多大儒。且多隱居不仕。究其原因，正如郭林宗所言：“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
換言之，漢朝國祚不繼，非人力所能及。於是，名士大儒，寧與漢同亡，亦不肯屈身從賊。另謀出路。
前有郭林宗，後有鄭康成。諸如管寧之流，更不在少數。
一言蔽之，人心向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