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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僧巨，落杯言道：“謝王上，下邳釋我徒眾。”下邳之戰，嚴佛調孤身入城，將佛門弟子，悉數引去。免遭刀兵之禍。
“康師無須多禮。”薊王笑答：“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
“佛雲：‘作百浮屠祠。不如活一人。活十方天下人。不如守意一日。人得好意，其福難量。’”康僧巨聞此言，亦不由動容：“王上，果有慧根。”
佛語，出《佛說罵意經》，正是安世高所譯。康僧巨言下之意，薊王與佛有緣。
薊王答曰：“佛渡有緣人。”薊王言下之意，信則有，不信則無。
薊王有此慧根，康僧巨實無言以對。
“康師所為何來？”薊王先問。
“乃為江東國師，笮融而來。”康僧巨答曰。
“聞，合肥侯南下，得笮融相助，方能竊據江東。二人指天為誓，立江東佛國。”薊王笑問：“笮融，與佛有緣乎？”
康僧巨答曰：“笮融雖明浴佛會，恐暗行太平道故事。假佛之名，行謀逆之實。非我輩為之。”
“康師果有遠見。”劉備慨歎。果然佛門弟子，少有謀反。所謂揠苗助長，殺雞取卵。佛教之於時下，尚未能成氣候。彆說佛道相爭。漢人出家為僧者，鳳毛麟角。論根基，不過空中樓閣，無根浮萍。若此時，被有心人利用。假佛之名，裹挾造反。如我薊王，必雷霆除之，永絕後患。笮融所行，於佛門有百害而無一利。
一言蔽之。時機不對。時下，尚是佛門滲透，傳播階段。論信眾及影響力，遠不及黃老。太平道揭竿而反，播亂八州，尚不能勝。單憑笮融一己之力，不啻以卵擊石。
自佛教傳入中夏。佛道之爭，屢見端倪。
至南北朝，多次出現，對論佛、道二教先後。爭辯之下，互揭弊端。時人方知，佛、道，皆非清淨，道觀、寺廟，妖氣彌漫。乃至國中半數人口，皆是僧、道，不輸課稅：“緇衣（僧尼）之眾，參半於平俗；黃服（道士）之徒，數過於正戶。所以國給為此不充。”於是，北周憤而滅佛道：“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並令還民。”
隋唐二朝，僧、道紛爭不斷。唐太宗專發《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詔》，定“道先佛後”。
唐武宗，納道士趙歸真之言，“會昌滅佛”，除密宗、景教、祆教：“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私造寺廟，稱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為兩稅戶十五萬人。”
佛門稱“會昌法難”。
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待元憲宗八年（1258年），忽必烈親臨，佛道大辯。參辯僧道，計有五百餘人。元人本就信奉藏密佛教，可想而知，道家大敗。道士十七人，被勒令削發為僧，除老子《道德經》外，餘下道家書籍，如《老子化胡經》等，悉被焚毀。
足見佛道之爭，曆代在所難免。
隻因，熙熙攘攘，利來利往；人為財死，鳥為食亡。
寺廟往往享有稅賦、田地、蓄奴、蓄婢等，諸多特權。更假佛之名，大肆募捐。有虔誠信眾，舉家禮佛，將數代所累萬貫家財，悉數捐獻寺廟之“善行”，比比皆是。乃至天下財富，皆向佛寺彙聚。會昌滅佛時，“十分天下財，而佛有七八”。足見佛產之盛。
且，僧侶不事生產，不服勞役，還隱匿人口，豢養大量仆役、女婢。可想而知，在人口等同於生產力的封建時代。此舉，必引統治階級敵視。更有甚者，僧侶來源龐雜，頗有惡徒，不守戒律清規，霸占田產，魚肉百姓，乃至民怨沸騰。佛史所謂“三武一宗之厄（注）”，皆是此因。
一切紛爭之起源，便在漢末。
康僧巨，佛法高深，稱“慧學”。如何能窺不破時局之危。佛門孱弱，不宜大張旗鼓。用後世的話說，猥瑣發育，彆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