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何將海外十洲之地，皆分封子嗣。隻因，唯薊國崇尚《荀子》，行“內聖外王之道”。
唯薊王子嗣，自幼言傳身教，方能將薊國之一切先進便利，放之四海而皆準。此乃薊國共識，毋庸置疑。
尤其荀子，製天命、性本惡、法後王。深入薊人心。
薊王諸多行事。皆可，以“法後王”概括。
先論荀子“法後王”者，乃太史公司馬遷。《史記·六國年表》：“《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
“法先王”與“法後王”，乃儒家不同派彆，之政治主張。“先王”指上古帝王：堯、舜、禹、湯等。先王德政，典籍多有記載。如堯禪於舜、舜選賢能、大禹治水、商湯伐桀、武王伐紂等。
素王孔子、亞聖孟子等儒家先賢，對“先王”皆推崇備至，或言傳身教；或“言必稱堯舜”。荀子遂將“法先王”，概括為儒家治世之本。自漢武大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遂成封建王朝，二千年之正統。“法先王”亦為曆代王朝。奉為金科玉律，凡國有大事，皆要歸本溯源，從“先王”處，尋求解決之道。
誠然。儒家“法先王”，亦非墨守成規。《禮記?樂記》雲：“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
與“法先王”相對應，便是“法後王”。“法後王”乃荀子提出。指“取法今王”。荀子認為：“故尊聖者王，貴賢者霸，敬賢者存，慢賢者亡，古今一也。”言下之意，先王的禮樂製度，代代相傳。故後王之法，實為上古聖王之跡。於是，“法後王”即“法先王”。前後傳承有序。
荀子門生韓非子，又進一步提出“尊今王”：“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韓非子認為，應當因地製宜，因時化育，製定國策。斷不可，食古不化。對“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法先王”之說，並不以為然。
荀子“法後王”與韓非子“尊今王”，最大不同。便在於，荀子以為，“古今一也”。後王之政，乃先王之跡。古今王者，傳承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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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韓非子以為，“治世不一道”。於是“國不法古”。今時王朝，無需效仿古代。斬斷了古今之聯係。
正因如此。荀子雖屢遭非議，言其“儒法合流”。然荀子乃出儒家門下，天下無有異議。
韓非子，“無君無父（注）”，必是法家無疑。
於是乎。凡新朝創立之初，皆效法家“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輕裝上陣，革弊除積，所向披靡。然待穩坐江山，皇位傳承有序。卻又紛紛，“尊聖敬賢”。極力尋求並佐證，王朝更迭之正統。國策亦由“治亂用法”，漸向“治世用儒”，悄然轉變。以求達到二家平衡：“儒法合流”。便是所謂“儒皮法骨”。
於是才有，後人慨歎。“嘗謂三代以下之天下，非孟子治之，乃荀卿治之。”
再看薊王行事。
無論《二十等爵》、《圩田製》、《編戶齊民》，皆出“先王之法”。然薊王並未墨守成規。而是因地因時而變。《二十等爵》，權力與義務，相匹配。《圩田製》，允許先行舉債，分期償還。《編戶齊民》，分戶而不析產。諸如此類。薊王之法，實為先王之跡。故“法後王”即“法先王”。
薊王新政。繼往開來，傳承有序。正出《荀子》，大儒學無疑。
正因薊王行事，有禮有節、循規蹈矩。故才為天下所敬。
一言蔽之。身處儒家一統朝野之大漢皇朝。豈不言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