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全市掃黃那陣兒，劉超被罰了款，還拘留了幾天，老太太以為又是這事兒，罵了幾句，給劉越打電話，讓他去打聽打聽。
劉越找到市公安局，接待他的警察含糊其詞，讓回家等消息。他當時就猜到了些什麼，但還是存著一絲僥幸，沒承想這麼快就已經淪為階下囚。
劉超的神色有些複雜，幾欲張口，最終卻還是什麼都沒說出來。
倒是劉越，在經過他身邊的時候，說：“爸媽把罰款都預備好了，隻等著接到通知過來領人。我的事兒……不用告訴他們。”
語氣很是平靜，就象在說晚上要出車，不回家吃飯了一樣。
劉越在審訊中的表現很讓人感到意外，一反之前的抗拒，可謂是對所有犯罪事實供認不諱。就連坐在監控室，本著觀摩學習態度的端末都覺得嫌疑人有些過於積極主動了。
與其說是審訊，倒不如說象是一場陳述。
事情的根源要追溯到劉家扭曲的教育模式。
劉超和劉越雖然是雙胞胎，兄弟倆的生日卻不在同一天。劉超生於夜裡十一點多，劉越卻一直折騰到第二天淩晨將近一點才生下來。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醫學尚不發達，劉老太太差一點兒沒死在產房裡。
相對劉越來說，哥哥劉超的身子要弱一些，再加上劉老太太對二兒子的那一絲怨念，致使劉家二老無論精神上還是物質上都偏疼老大。
這種不平等的待遇，讓劉越的心理從小就蒙上了一層陰影。
劉家生活並不富裕，但卻有一套麵積不小的老房子，動遷的時候本來可以要兩套兩居室，老兩口卻堅持要了一套三居，一套一居。小的給了劉越，大的他們和劉超一起住。
雖沒明說，但誰都清楚，家裡的房產最終會如何分配。
可以說，劉家二老對劉超的溺愛從小持續到至今。就連離了兩次婚，人到中年還常到外麵廝混，也得到了父母的諒解。
對此，劉越表麵上沒說過什麼，但心裡卻是一直都彆扭著。尤其是老兩口出資給劉超開了個小超市，而他想買自己的出租車，家裡一分錢不幫，最後還是跟小舅子借了錢，才在出租汽車公司承包了一輛，每月還要上交公司一筆數額不小的份子錢。
有一天他在街上拉活兒，正巧遇到劉超帶著個女人打車，同胞兄弟衣著光鮮得體，摟著個穿金戴銀的女人。本來被生活壓得透不過氣的他，頓時心生怨懟。
對話中，他得知女人是靠陪人跳舞賺錢。當然，除了跳舞，彆的營生也做。他當時就產生了一個想法，開始琢磨著如何下手。
說來也巧，沒過幾天，劉超的手機丟了，劉越很大方地給了他一部。說自己有專門接活兒的手機，這個用不上，乾脆卡也不用補了，直接用他的就行。
劉超平時手機用得不多，也就欣然接受了。他不知道的是，劉越給他的手機開了定位，用另一部手機可以隨時知道他所在的位置。
接下來，劉越試著用定位係統跟蹤了劉超幾次，並實施了第一次犯罪。
他們兄弟長得一模一樣，外人根本分辨不清，女人以為他是劉超，直接將人讓進屋裡。三言兩語之後，劉越便趁女人不備將其掐死，用廚房裡的菜刀肢解了，卷走財物，將屍體和菜刀都扔到了郊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