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衛燃耐心的等待中，視野中的白光散去，周圍也變成了自己熟悉的工作室。
金屬本子的第16頁，那張羽毛筆繪製出來的圖案已經變成了一張黑白照片。這張照片裡，躺在擔架上的士兵原本模糊的麵容也變得清晰了不少，可以依稀看出正是拉諾護士。
而在照片的下麵，金屬羽毛筆簌簌的寫出了一行行的文字。
“卡住絞肉機的硬骨頭”
1942年10月3日，瓦連京連長及政委謝爾蓋所率連隊遭德軍火炮覆蓋性打擊，全員犧牲。
急救站醫生帕沙率戰地醫護工作者及傷員補充前線陣地阻擊，無一投降，無一幸存。
郵差雷夫裡、護士拉諾及狙擊手達尼拉，於當天遭遇德軍巡邏隊，為掩護火炮觀測員安德烈相繼犧牲，其屍體由護林員喬亞率領林場伐木工搶回，合葬於勒熱夫郊外鬆林。
火炮觀測員安德烈，於當天完成火炮指引任務後，接到新任務繼續潛伏於鬆林深處，一周後於返回蘇軍陣地途中不幸觸雷身亡。
護林員喬亞，勒熱夫戰役結束後，與尤娜結婚並幸存至二戰結束，曾長期尋覓火炮觀測員安德烈屍骨，直至蘇聯解體後放棄並喬遷至莫斯科定居。
蘇聯紅軍戰士伊萬，1942年9月末，因傷退役，返回故鄉秋明，就職於秋明國立大學圖書館負責保潔工作，並於1997年夏離世。
蘇聯紅軍戰士，藝術家托尼亞，1942年9月末，因傷退役返回故鄉莫斯科，戰爭結束後成為攝影師，育有一子。其子謝爾蓋曾短暫就職於共青團真理報。蘇聯解體後，父子二人合作經營照相館，2001年冬，托尼亞於睡夢中辭世。
寫到這裡，金屬羽毛筆另起一行，寫出了一個位於莫斯科的詳細地址，以及一個叫做謝爾蓋的名字和一串電話號碼。除此之外，這羽毛筆還額外提供了一組詳細的坐標。
略作停頓，它又另起一行繼續寫道，“那些被遺忘的名字，都曾是被遺忘的戰場上無人知曉的英雄。他們為之努力的，也許隻是為了讓活著的人不再經曆他們經曆過的痛苦。”
嘩啦啦的翻頁聲中，金屬羽毛筆在緩慢旋轉的紅色漩渦下繼續寫道，“我親愛的戰友，感謝你見證了我們的婚禮。我親愛的戰友，感謝你為我們按下的快門，我親愛的戰友，感謝你饋贈的伏特加。”
伴隨著“當啷”一聲脆響，完成工作的金屬羽毛筆砸落在了堅硬的實木桌麵上。
衛燃用力搓了搓臉，深吸一口氣，將手伸進紅色漩渦裡，將裡麵的東西取出來擺在了桌子上。
這次得到的，除了一條蘇軍鬥篷，以及一雙二戰德軍普遍裝備的皮質行軍靴之外，那雙擦得鋥亮的長筒皮靴裡，還各自塞著一塊厚實的裹腳布。
而這分屬兩個陣營但卻摞在一起的標誌性服飾裝備中間，還有個看起來很有年代感，其上印有燙金的“共青團真理報”字樣大本子。
輕輕掀開這個比A4紙還大一圈的塑料皮本子，衛燃發現，除了第一頁手寫著“蘇聯紅軍第31集團軍，第220步兵師第673團”的字樣之外，其後的每一頁上，都固定有四張蘇聯紅軍士兵的單人照，這些單人照的下麵，還用暗藍色的鋼筆字跡寫著一個個地址，而在這四張照片的中間，則是一個煙盒大小的紙袋子，裡麵裝著對應這四張照片的底片。
隨著他一頁頁的翻動，這本相冊裡出現了太多他熟悉或者陌生的人，他們裡有曾經和自己一個圍著爐子，一邊烤著裹腳布一邊聽藝術家托尼亞唱歌的那些戰士，有曾經和自己說，他的家在斯大林格勒，他的兒子在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廠工作的那個老兵，也有當初送他靴子的戰士，更有瓦連京連長、謝爾蓋政委，以及當初差一點被選上成為達尼拉副手的那個戰士鮑裡斯。
將這本厚實的相冊翻到最後一頁，衛燃卻發現裡麵隻有戰壕裡那些士兵的照片，其後拍攝的卻是一張都沒有看到。
將仍舊放在一邊的金屬本子往前翻了一頁，衛燃將那張黑白照片旁邊紙袋子裡的那厚厚的一遝底片拿出來，一一卡在了背光板上，等他接通背光板的電源，這才稍稍鬆了口氣，那些在相冊裡沒出現的照片，都在這裡呢。
仔細的收起這些底片，衛燃最先拿起仍舊放在桌子上的長筒行軍靴看了看，這雙靴子和旁邊的鬥篷一樣，看起來都被金屬本子恢複了“出廠狀態”，上麵既找不到尺碼和生產日期，也找不到生產廠家的編碼。
但這雙靴子的鞋底卻要稍稍厚實了一些，就連鑲在鞋底的防滑釘看起來也要更加的堅固耐磨。
還算不錯...
衛燃暗自嘀咕了一句，將其放在一邊，隨後又把那條厚實的鬥篷展開披在了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