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從高梁河車神在高粱河騎驢漂移，隻甩給遼國人一個驢尾巴之後，大宋才正真開始明確執行起了“重文抑武”的政策。
想要重文抑文，就必然要重用文官，想要重用文官，就必然得有大量的文官。想要有大量的文官，就得擴大科舉考試中的錄取規模。
當得出了這麼個神奇的結論之後，高粱河車神趙二同學又試做了一個簡單的do……hile循環，發現其中沒跳出來什麼bug，所以趙二同學就按照這個循環開始執行——
隋唐科舉取士尚受門第限製，大宋則是取消了門第限製，這是優點，不噴他。
但是大宋又增設了經義、吏治、恩科、神童科等科目。如果說經義和吏治這兩科還在可以理解的範疇之內，那恩科和神童科到底是什麼鬼？
另外，唐代進士及第每次不過二三十人，大宋則是每次錄取七八百人。
比如著名的賽驢手趙二同學。趙二在位22年，通過科舉得官者將近一萬人——
然而這並不是大宋的上限。
如宋真宗鹹平三年，真宗親試舉人、進士、諸科（包括屢試不中者），一年之中就錄取1800多人。宋仁宗在位12年，科舉13次由進士一科而得官者有4517人，諸科則有5000餘人。
但是問題的關鍵之處在於這些人是官！不是豬！一頭豬可以殺了吃肉，但是一個官卻是需要一個官位來安置的！
你以為這就完事兒了？
然而並沒有。
因為這種玩法充其量隻能算是加大擴招規模，終究還是正常途徑的選官，就算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冗官其實也有限。
但是大宋的官家們多騷啊，除了不斷的加大擴招規模之外，大宋的官家們還濫開入仕途徑。
“恩蔭”被大宋的官家們玩到了極致，就連皇帝郊祀的時候，官員致仕的時候或者官員去世的時候都能“恩蔭”，反正隻要是個理由就可以“恩蔭”。
尤其是對於皇族來說，“恩蔭”的門檻更是低到了令人發指的程度——
原本大宋的規定是皇族宗室七歲授官，仁宗時改為繈褓之中即有官位。慶曆七年，一年內單是皇族授官的就達1000多人。
至於其他的文武官員，則以地位高低對其家屬近親授官，甚至職位低微的郎中、員外郎也可蔭子孫一人得官，真是“恩逮於百官者，唯恐其不足”。
如宋真宗天禧元年太尉王旦死後，皇帝就一次“錄其子、弟侄、外孫、門客、故吏授官十數人”。
仁宗慶曆三年，範仲淹曾針對這種情況提出意見:“假有任學士以上官經二十年者，則一家兄弟子孫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升朝，此濫進之極也。”
然而並沒有什麼鳥用，大宋的官家們該玩“恩蔭”的還是接著玩。
而且除了“恩蔭”之外，還有輸糧輸錢授官、賣官鬻爵等“非正常”入仕方式，也是助長官僚隊伍膨脹、“冗官”形成的原因。
比如遇到了災荒，隻要地主肯於開倉出糧或雇用民夫肯於出錢的，也可視其出錢多寡由朝廷授予官位——
這種玩法的本意是好的，但是再好的玩法也照樣能給玩出花樣兒：“三千索，直秘閣，五百貫，擢通判。”
所以大宋的官員就多如牛毛。
哪怕趙桓之前說過要解決冗官的問題，實際上也沒什麼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