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文指著遠處天空問道：“那些是什麼？”
李諭極目遠眺，然後說：“應該是偵查氣球，但分辨不出是俄軍還是日軍釋放。”
有點類似於飛艇，不過技術上當然比不過德國人的齊柏林飛艇。
孫文歎道：“現在的戰爭已經發展到這樣的地步？”
“恐怕還會繼續演進，不論何地，戰爭的陰影從未消散，”李諭說，“自古以來戰爭都講究能夠占領製高點獲得視野，也就獲得了敵軍動向。而如果能飛到空中觀察，視野肯定更好。”
孫文說：“難怪我們打不贏戰爭，落後竟如此大。”
李諭腦袋突然靈光一閃，他差點忘了這件事。
實際上，飛艇或者說觀察氣球早在1870年的普法戰爭中就被用於偵查，法國和普魯士雙方都有使用。
後來的齊柏林飛艇正是受到其影響。
日本十年前花巨資從法國進口過觀察氣球，但是運輸途中損壞了，於是自己進行研發，去年剛剛成功。
現在不管是清廷袁世凱的新軍，還是日軍，都請過不少德國教官，所以日本人當然知道這項技術，於是馬上在日俄戰爭中投入使用。
日俄戰爭後，袁世凱也買了兩個，還請了日本教官訓練如何使用，但一直沒有真正派上過實戰。
對麵的俄軍自然也有這種觀察氣球。
觀察氣球對於偵查而言，的確很有用，一般是掛著一個籃子，帶上天一兩個人，然後可以遠距離看清對方部署，尤其是火力點部署，對於修正己方炮火彈著點非常有幫助。
大家應該能看出來，這是一項非常老舊的軍事技術，但到了抗日戰爭時期，日軍在初期卻依然用得順風順水。
如果放在同時期二戰的歐洲戰場，這種空中係留氣球完全是活靶子，升空用不了多久就會被打下來。
但國內沒什麼空中力量，少量的飛機不可能為了幾個氣球就出動；再加上氣球往往距離較遠，超出了高射炮的射程，所以日軍可以大搖大擺使用此項技術。
係留氣球雖落後，但相比二戰時期的飛機偵查卻有不少優點。
因為係留氣球可以長期懸停空中，360度觀察目標，能夠發現大量細節。而一掠而過的飛機往往隻能看個大概。
係留氣球一般還會直接連上電話線，隨時傳遞情報，而二戰時期的飛機卻還需要先敲出無線電代碼後才能傳遞。
此外係留氣球可以在夜間升空、升空過程沒有聲音等等。
一般炮兵發射步驟是先試射，再通過觀測炮彈落點來對發射角度進行調整。所以觀測數據是炮兵能否精準命中的關鍵。日軍有了氣球這個絕好的觀測點，其炮兵部隊命中率非常高。
日軍侵華戰爭一開始，在華北戰場和淞滬會戰中都使用了係留氣球，給我軍帶來了極大威脅。
有參加過南京保衛戰的老兵回憶說：“他們在氣球瞭望員的指揮下，用飛機、大炮猛烈轟擊城門一帶，炮彈就像長了眼睛一樣射向我們的陣地。”
直到後來，發現係留氣球部隊的載重車極重，往往超過五噸，才通過提前破壞道路的方式阻止了日軍繼續使用係留氣球。
基本上在長沙會戰後，就再也見不到係留氣球。
李諭想起此前近衛昭雪問過飛艇能不能用於軍事，按照他的理解，起碼十年內都很難。但當時自己考慮的是轟炸，怎麼忘了還有非常關鍵的偵查。
沒來得及細想，孫文又慨歎說：“兩隻餓狼相爭，而我們卻隻能靜觀其變。如果腐朽清廷再與他們開戰，更無勝算。可惜清廷首先考慮自己的統治地位，根本未曾細思如何國富民強。真的到了來一場大改變的時候。”
如果他能近距離看到日俄戰爭中最激烈的旅順爭奪戰和對馬海戰，恐怕感慨會更深。
李諭說：“我們需要做的的確有很多。”
他不會乾涉保皇派、立憲派、革命派、改良派等等各種政治勢力的角逐，因為本身對於幾千年封建專製下的中國，多來點試錯是必經之路，談不上彎路。
就和做實驗似的，哪有隻做一次就成功的。
就算李諭知曉上百年的科技知識，許多高難度試驗也做不到一次成功。
孫文最後說：“應當說我們欠缺的太多，就算如今朝廷開始興辦新學，但與日本國此前傾國之力投入教育相比，仍舊相去甚遠。”
客輪抵達塘沽港後，李諭一眾人需要下船，李諭與孫文告辭：“先生，青山不改，綠水長流。”
孫文在船上與他揮手致意：“後會有期。”
——
李諭讓學生們先回京城，自己則要去看看天津的學校建設情況。
天津這塊地皮買得比較早，進度也是最快的，關鍵有嚴範孫和張伯苓兩位教育界大牛的幫助。
天津絕對是此時北方最重要的辦學重鎮。
嚴範孫已經辦了16所小學，還有11所女子小學，同時還設立了工藝學堂補習所及研習所。
嚴範孫對天津的教育事業貢獻非常大，基本上成體係開創了天津的近代化教育。
另外，天津的教育能做到這一點，也多虧了鹽商。
鹽是津沽文明的催化劑，天津城裡光鹽商就有上百家。鹽商本來就有捐資興學的傳統，嚴範孫試辦新學，他的親家華氏便捐了1000兩銀子相助。
李諭見到嚴範孫時，他正在與張伯苓、金邦平等人一起研究李諭的各科入門講義。
“疏才兄弟！”嚴範孫和張伯苓見到李諭突然到訪非常高興，“沒想到你能回來，現在海上據說打著仗哪。”
李諭說：“俄國和日本此時正在積蓄力量，他們馬上就要在陸地上開戰，所以海上反倒風平浪靜。”
嚴範孫兩年前去過日本考察教育，但並沒有去過俄國，隻是知道俄國很強很可怕，他說道：“我們聽聞此事時都極為震動，當年三國乾涉還遼，日本國終究還是念念不忘。”
嚴範孫心中也明白日本的企圖。
張伯苓接著說：“很難想象，一個二等公使國，敢於挑戰一等大使國。”
目前，日本各種駐外使館用的是對應“二等國”的“公使館”名稱；而俄國作為“一等國”，則是“大使館”。
這種分類顯然歧視性很大，後來的正式外交場上全都棄用。
李諭苦笑：“如果日本贏了，他們就會成為大使國。”
嚴範孫歎道：“日本國多年重視教育，功不可沒。”
嚴範孫他們都是辦實事的人，不會隻慨歎日本國或者俄國強大，或者當個噴子，而是在腳踏實地做事。
這種人曆來都是中華脊梁級彆。
嚴範孫給李諭介紹了金邦平，他是日本早稻田大學的畢業生，後來在北洋政府裡當過高官。
然後嚴範孫拿出幾本講義：“我們經過仔細研究，想要對你的各科講義進行一下更加細致的彙編，正愁找不到你探討此事。”
李諭當然同意：“我在難度梯次上的確分得還不夠細致，你們能幫忙再好不過。”
張伯苓說：“實話說，我從未見過如此全麵的教材，大家非常珍惜，已經根據你的教材做了不少上課用的講義。”
“有用最好！”李諭又問起自己那塊地皮，“現在新學校的建設進展如何？”
嚴範孫說：“基本的校舍已經辦妥，其實不用等一切就緒，我想幾個月後應當就可以招生。”
這些事情上李諭聽從嚴範孫的建議：“過完年我就登報宣傳。”
張伯苓笑道：“以你的名頭，真怕學校會被擠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