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作霖又說：“奉天正好有位大學問家，李大學士可能會想和他見個麵。”
“大學問家？”李諭問。
張作霖道：“梁啟超幾天前就到了奉天，一直在等待京城的消息，並沒有立刻進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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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這次是短暫回京，但形勢變化太快，一切根本不在他的預料之中，許多謀劃甚至剛剛有了初步眉目，就已經不適用。
但梁啟超目前對袁世凱信心很足。
他的老師“大聖人”康有為是堅定的保皇派，視光緒皇帝為主子；而袁世凱是導致光緒軟禁的罪魁禍首，甚至坊間傳聞就是害怕光緒親政後對自己不利，袁世凱還參與了謀害光緒的陰謀。
總之保皇派對袁世凱應該恨之入骨。
但梁啟超與楊度一樣，並非一成不變之人，思想與時俱進，他現在越發覺得袁世凱才是中國的救星。
李諭在東三省總督趙爾巽的府邸見到了梁啟超。
而蔡元培出於同盟會員的身份，暫時沒有出麵見梁啟超。
趙爾巽這個人之前提到過，其他的功績不用多說，最有名的就是編撰了《清史稿。
他現在的心情不是很好，因為他的弟弟四川總督趙爾豐被革命黨抓住，直接砍了腦袋，是辛亥革命中清朝死得職位最高的幾個官員之一。
“疏才兄弟，”梁啟超說，“你也回來了。”
李諭說：“多事之秋，不回來看看，實在不放心。卓如兄漂泊東瀛十多載，不也回了故土。”
梁啟超說：“十多年不回來，剛踏上中華之土地，我心中頗為感慨，這麼多年，終於迎來了所堅持之事。”
李諭問道：“卓如兄準備入職袁世凱內閣？”
梁啟超說：“袁大人邀請過本人，不過形勢尚且不明朗，我並沒有同意。”
李諭又問：“卓如兄認同袁世凱可以扭轉乾坤？”
“除了他，沒有人能夠做到，”梁啟超說，“但我之所以拒絕袁項城之邀，是因為隻有身在民間才能發揮我最大的力量進行相助。”
李諭問道：“您指的是？”
梁啟超說：“項城坐鎮朝堂之上，理財治兵，此其所長。在下則以言論轉移國民心理，使多數人由急激而趨於中立，由中立而趨於溫和，此本人所長也。隻有控製輿情，才可影響國民。如果擔任了內閣虛位，則無法發揮我的長處。隻有身在民間，我才可與袁項城取長補短。”
梁啟超自視還是挺高的。
李諭說：“古人雲，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輿情並非可以控製的東西。”
“非也！”梁啟超說，“善為政者，必暗中為輿論之主，而表麵自居輿論之仆，夫是以能有成。”
這句也是梁啟超的原話。
就是字麵意思，梁啟超想讓袁世凱暗中控製輿論，但在表麵上裝出輿論之仆人的樣子，隻有這樣才能成大事。
雖然猛一看沒有錯，不過的確過於想當然了，自古以來這麼想的都栽了大跟頭。
新聞報紙千千萬，渠道多如牛毛，最怕的就是上流社會自以為聰明絕頂，同時認為民眾都愚昧。
李諭說：“卓如兄，最近我也研究了法國的啟蒙運動和大革命，作為知識分子，同時身為啟蒙者，在這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下，想的不應是控製輿論，而是如何啟發民智。”
梁啟超說：“所以啟蒙者需要戴上人民的麵具，偽裝成大眾的一員，暗中引領無知而混沌的大眾。”
李諭說：“我對啟蒙倒是有另外的想法。”
梁啟超說：“當下我們最缺的是科學與政法，疏才作為科學之領軍，本人願洗耳恭聽。”
李諭說：“我曾聽過這樣一個故事，一群人被鐵鏈鎖在山洞裡，麵向石牆，光的源頭在他們身後，他們看不見。他們隻關心光射在石牆上所顯現的影像，並努力揣想它們彼此之間的關係。
終於，其中一人成功地粉碎了他的桎梏，轉過身去，看見了太陽。
目眩神搖之下，他結結巴巴地把所看到的講了出來。
可彆人都說他瘋了。
漸漸地，他習慣了用眼睛去注視光明，並且知道了他的使命是回到洞穴的囚犯群中，引領他們走向光明。
這個人是啟蒙者，而太陽代表學問與真理。”
故事其實是一戰後一名德國學者最先講出來的，當時他是根據柏拉圖《理想國中的洞穴故事進行了詮釋。
放在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同樣合適。
“這是我今年聽過最好的一個隱喻！不愧是疏才，科學巨子之名一點都沒有水分！”梁啟超讚道，“在我看來，你講的故事中的光明，就是西方。”
不隻梁啟超這麼認為，目前大部分國內的知識分子都抱有這樣的想法，也不能說他們錯了。
最少中國的這些精英們第一次在麵對現實問題時想到的不再是訴諸三代之治以及古人經卷。
李諭隻能說：“多學學自然是應該的，即便一時落後，將來說不定也會成為站在前人肩膀上看得更遠之人。”
梁啟超說：“疏才的話更加堅定我以手中之筆馴化民眾之想法。我同時是一名報人，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文人論政或許不再是紙上談兵，而是監督朝野之政論家。”
“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是民國年間非常多知識分子堅持的理念。
他們內心知道如何是正確之路，單純的上層改革遠遠不夠，必須弘揚科學與民主。
不過報紙這東西畢竟在中國的時間還是有點短，目前很多報人還是過於主觀。
李諭提醒道：“卓如兄‘馴化民眾’的說法我覺得欠妥。”
“有什麼欠妥之處？”梁啟超問。
李諭說：“教育不是傳布偏見，也不是灌輸學說，而是解放大眾心靈，發展其自己的判斷力。換言之，教育不是給人見解，乃是幫助人得到見解。所以在社會學科的教授上，教者隻應該作科學的、客觀的陳述，不應有偏袒的主張；對於每個問題的各方麵，都應予以相當的注意，不應按著個人的好惡有所輕重。”
梁啟超卻說：“那樣太慢了，無法快速完成崛起。”
李諭不知道說什麼了，再說下去就是曆史的局限性了。
但從現代眼光看，民初的許多社會精英以及知識分子確實在啟蒙這件事上做得有些操之過急。
許多報紙完全就是一家之言，拚了命讓大眾相信自己的見解。
李諭更不能對他們作出評價。
隻能說曆史本身不會犯錯，永遠隻是曆史長河中的人在某個時期犯了錯。
好在中國足夠大，文化足夠深，能夠在掙紮之中摸著石頭最終過了河。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