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入為主”是一個很可怕的印象。
聯邦司法以“無罪推定”的目的，就是為了避免直接帶入嫌疑人就是罪犯這一唯心的想法，從而導致桉件的審理工作偏離正常。
當一個人認為另外一個人身上有某種標簽的時候，無論這個人做什麼，都會被看作是“充滿嫌疑”的行為。
就像……作弊。
一個很廣泛的概念，那麼我們把它縮小一些範圍，在賭博中作弊。
當你認為你的對手在賭博中作弊的時候，他贏錢，你就會覺得一定是他通過一些“技術手段”獲取的勝利，是卑劣的勝利。
當你擁有一手大牌而對方選擇放棄時，你也會覺得他可能知道你的底牌，所以他回避了最大的風險。
無論對方作出怎樣的舉動，在你看來都是不合理的，除非他最後結束遊戲時輸了很多錢，你才會減輕對方的嫌疑，而不是認為對方沒作弊！
先入為主，就是這樣，主導著人的思維按照一個固定的模式去思考，這是一種很可怕的概念。
所以大多數國家的司法都要求“無罪推定”，我們要做的是洗清嫌疑人身上的嫌疑，而不是去證明嫌疑人就是罪犯！
當康納腦海中浮現出格來斯頓這個名字時，他就下意識的覺得，他很有可能參與其中。
因為其他知道這件事的人，比如說他的妻子，比如說他妻子的丈夫，比如說自己身邊的一些人。
他們和自己都保持著一種非常而彆的利害關係，簡單的說，自己如果因為這件事失去了成為總統的機會，那麼這些人也不可能因此獲得什麼好處。
相反的是，如果他能夠成為總統，這些人，會因為他的身份地位的變化，得到很多的好處。
大家都有共同的利益，那麼就不太可能做出這樣背叛他的事情。
隻有格來斯頓，他的核心利益，和康納自己的核心利益，不是相同的。
格來斯頓希望通過推動進步黨繼續執政來鞏固自己在黨內的地位和權威性，看上去他和康納的利益是一致的，都是為了康納能夠當總統而努力著。
可是，對於格來斯頓來說，康納就算當不了總統，對他其實也沒有多少影響。
無非就是低調一段時間，進步黨內重要的位置上都已經被他安插上了自己人，對進步黨的控製不說絕對控製，最起碼不會脫離他的掌控。
他已經拿到了一個a，有沒有a+其實無所謂，因為再壞，也隻是一個a。
但其他人不同，他們隻拿到了一個c，所以格來斯頓的嫌疑就變得大了起來。
林奇沒說話，他通過康納的表情就知道他心裡大概已經有了一個人選。
林奇並不清楚那個人是不是格來斯頓，但無論是不是，對林奇來說，這都是一件好事。
因為能夠知道這件事的人，必然和康納有著不同一般的關係。
不是他最親密的親人，就是他最親密的事業上的夥伴。
特魯曼先生那麼的強勢，有主見，為什麼林奇依舊能夠很大程度上影響，甚至是改變他的一些決定？
因為特魯曼先生在政治上，實際上是孤立的！
他不像傳統的，通過流程一步步走上最高寶座的聯邦政客。
從他們小學開始，人脈關係就不斷的編織，等他們能夠競選總統並且勝選的時候，他們的朋友可能有幾千幾萬人！
比如說保齡球總統，他很多的資本家和政治要員都和他保持著長期穩定的關係。
特魯曼先生不同，他沒有那麼多的朋友。
他年輕的時間都用在了軍隊上，軍隊除了能夠給他提供掀桌子的“底氣”外，在政治上沒有什麼能幫助他的地方。
而且進步黨，保守黨，對於一個通過軍隊支持爬上總統寶座的“異類”並不太熱衷於接近。
而且戰爭的陰雲和戰爭爆發，總統大權在握，人們就更不願意接近他。
隻有少數人是他能夠交流的朋友，在這些人中，林奇又是最特彆的那個。
當一個人的選擇隻有“我自己”和“我們”時，他們往往會選擇“我們”。
想要讓康納變成一個像保齡球總統那樣容易說服的人其實也很簡單，隻要讓他沒有過於親密，且能夠和他討論比較私密事情的人就行了。
到時候當他有煩惱時，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林奇。
隻要林奇能夠為他解決兩次麻煩，他對林奇的依賴心理就會日益加重，最後偏聽偏信。
林奇拍了拍他的背，“我安排一些人留下來保護你，你現在的安全需要重視起來，我們不能不考慮最壞的情況。”
康納從思考中回過神來，表情也很凝重，“那就麻煩你了。”
目前康納的核心部分是他家族派的保鏢，中間環節則是安委會的安全團隊提供的保護，最外圍是聯邦調查局。
但是不管是他家族的保鏢，還是安委會，抑或是聯邦調查局，這些都是有可能被滲透的環節。
特魯曼先生被刺殺身亡就在不遠的之前，康納也通過“泄密事件”意識到有些事情可能並不是想象中的那樣，都在控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