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很快他又重重地吸了一口氣，昂首挺胸看向天幕，既然已經預見，那就要全力去改變。
“那換成朱祁鈺時期呢？”
【朱祁鈺啊，他攏共才當了八年左右的皇帝吧，紅薯和雜交水稻這兩，他都乾不成啊！
哦，有辦法的。
那些被叫門天子強製帶去親征的百餘名文臣，雖然已經不可追，但是朱祁鈺可以盯住朱祁鎮和石亨、徐有貞、王振門下的曹吉祥等人，按死他們不要發生奪門之變，保下剩下的於謙這一批國之重臣和武將，休養生息恢複戰力，以待來日！
等國庫充盈了，考慮去個南美洲，路線是這樣子。】
何夏夏打開了世界地圖，先比劃了下鄭和的路線，然後又比劃了下美洲的方向。
一直在旁觀明朝那些事兒的其他帝王瞬間坐直。
秦朝。
嬴政直接攤開了此前畫下來的地圖，與此時天幕上的一對比，頓時受到了無比之大的衝擊。
這個世界，比他所知的，要大的多。
“大秦之外，竟還有如此遼闊的土地，紅薯之國在那。”他的手指在空中虛虛劃過。
西漢。
衛霍兩員大將在手，正在所向披靡的劉徹，對於這張世界地圖不可謂不心動。
“航海不行，陸地可行。可先往北，再向東一路前行。美洲中部應當是此處，便繼續南行！”
【至於要種雜交水稻，真的不是個簡單的事情。
據我所知，首先要找到顆粒飽滿還抗病高產等等優良的水稻，由於水稻是雌雄同體，為了不讓它自己給自己授粉，就需要人為地去除它的雄蕊，但兩三百個花呢，哪裡那麼好去。
所以要找天生雄蕊就沒有用的，也就是我前麵提到的不育係。
然後再和那些優良的水稻種一起，授到它們的粉。
我了解的就是這麼個過程，聽起來好像很簡單的樣子，但光是找，就不知道要找多久了。
不是我唱衰哈，明某人，我覺得朱祁鈺那時期還是努努力，去找紅薯吧！
其實我個人覺得，你這個問題之下，明朝最好的時期還是朱棣那時候。
一是可以讓鄭和向美洲進發，二是可以好好培養下好聖孫朱瞻基的格局，讓他多看看其他孩子，彆總惦記著好大兒朱祁鎮了，都給惦記成大明朝唯一一個被俘的皇帝了。
良性的競爭，才能促進大家一起進步的嘛~
自動防杠：主播沒有鼓動大家卷起來的意思嗷~康熙那時的九龍奪嫡不可取嗷~】
明朝。
朱祁鈺很聽勸，他當即就準備去找於謙。
而突然被點名的朱棣，一個眼刀子刮向朱瞻基：你兒子？打仗帶百餘名文臣？後來又殺武將？他要想葬送大明基業，不如直接說！
朱高熾有些肝疼：被俘二字，令他想起了北宋的徽欽二帝。冤殺功臣又讓他想起了南宋的高宗。那都是什麼光景啊？民生凋敝不為過！
朱瞻基隻感覺委屈：我都還沒成婚呢！
清朝。
康熙末年。
已經鬥的水深火熱的皇子們紛紛苦笑，開弓沒有回頭箭，天幕此時說起，已經晚矣！
能被天幕特地說起，想必，最終的結局定是慘烈至極。
秦朝。
嬴政雖然在看天幕，心裡卻為“多看看其他孩子，良性競爭”而微動。
【明某人不說話了，是已經離開了嗎？
那我們就趕緊複盤下一題吧。
下列詩句中，樂器對應錯誤的一項是（）
A、昆山玉碎鳳凰叫，芙蓉泣露香蘭笑。[3]——箜篌
B、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語。[4]——琵琶
C、弦依高張斷，聲隨妙指續。[5]——古箏
D、吹之一曲猶未了，愁殺樓蘭征戍兒。[6]——笛子
這題你選啥？我看到A的時候不要太自信，刷到過電視劇熱梗的，這個其實描寫的是箜篌，而不是電視劇中所說的古箏！】
作者有話要說： [1]清陳世元《金薯傳習錄》中援引《采錄閩侯合誌》：“按番薯種出海外呂宋。明萬曆年間閩人陳振龍貿易其地，得藤苗及栽種之法入中國。值閩中旱饑。振龍子經綸白於巡撫金學曾令試為種時，大有收獲，可充穀食之半。自是磽確之地遍行栽播。”道光年間，福州人何則賢在烏石山建“先薯亭”以為紀念。
商務印書館於1934年編印的《辭源》釋“番薯”一詞的注解：“其本出於交趾（今越南），吳川人林懷蘭嘗得其種以歸，遍種於粵，因不患凶旱。電白縣有懷蘭祠，題曰番薯林公廟。”廣東電白縣霞洞鄉有“番薯林公廟”，是為紀念林懷蘭和守隘關將而建。
《東莞縣誌·物產·薯》所引《鳳岡陳氏族譜》載：“萬曆八年（1580年），客有泛舟之安南（今越南）者，公（陳益）偕往，比至，酋長延禮賓館，每宴會，輒饗土產曰薯者，味甘美。公覬其種，賄於酋奴，獲之。……未幾伺間遁歸。……萬曆十年（1582年）夏，乃抵家焉。……嗣是種播天南。”陳益古墓號稱“中國第一塊番薯地”。
[2]《郭琰的重下西洋之夢》：根據正史的記載，明廷早在正統元年(1436)便明確頒詔停造下西洋海船：《明史》卷八二《食貨誌》雲：“英宗立，罷諸處采買及造下西洋船木，諸費多敕省。”而至正統八年，又重啟這一造船工程，其事正史未書，其錄彌足珍貴。而更令人感到詫異的是，為《郭琰墓誌》中記載的承造海船數量之大——“上命……督造下番海船一百二十隻，委公為八府提調官”，動用的力量多達“八府”，參預的軍民吏員多至“萬計”。關於此次海船的數量，可以鄭和七下西洋的船數作為參照：鄭和於宣德六年(1431)在福建長樂所立《天妃靈應之誌》碑中自稱：“和等統率官校旗軍數萬人，乘巨舶百餘艘，齎幣往賚之。”又《西山雜誌》雲：“鄭和、王景弘、張文等造大舶百艘，率軍二萬七千人……從蘇州劉家港入海。”據鄭鶴聲先生的研究：鄭和出使船隊數量最多的一次為二百零八艘，其他各次也在百艘上下。而本次由郭琰修造的海船，數量一次便多達一百二十艘，幾與鄭和使船規模相當，稱得上是一支大型遠洋船隊。這點足以說明，正統八年修造“下番海船”，不會是日常的造船事務，而很可能是一次明廷出使西洋的準備工程。不過，正統八年的“下番”擬議，不僅發之廷堂，而是已付諸實施——據《郭琰墓誌》所載：“不囗(數)月，海船囗(工)完。”可謂下番之役萬事俱備，隻欠東風。那麼，這次遠航何以戛然中止？再者，對這一次工程浩大的“下番海船”之修造，《明實錄》等官方史籍為何無一字載錄——如《郭琰墓誌》中提到的“上命工部侍郎焦宏督造下番海船”一事，在各史中隻述及焦宏以戶部侍郎往沿海備倭，未言造船使命。《明英宗實錄》卷一八雖載焦宏奏言“浙江及蘇鬆沿海衛所修造備倭船”事，卻也無隻字道及同期修造於福建的下番海船。種種疑點，令人迷惑。據我揣測：正統間的這次海外遠航之議，由於外患(負責造船的焦宏同時負責備倭，可見局麵的緊張)與內憂(據《郭琰墓誌》船工數年之後，便有福建“延平賊寇二萬餘人以叛，河道不通”，可見境內局勢也不平穩)而最終偃旗息鼓。此後數年間，禁海派得勢，明英宗思想也轉向保守，正統十四年(1449)六月，其因福建巡海按察司僉事董應軫奏報，瀕海“居民往往嗜利忘禁”，“私通外夷”，英宗即“命刑部申明禁之”(《明英宗實錄》卷一七九)。因而史官在纂修實錄、國史時，便有意芟除了這次大造“下番海船”欲重航西洋的記錄。
[3]《李憑箜篌引》唐·李賀
[4]《琵琶行》唐·白居易
[5]《鳴箏曲》 元·楊維楨
[6]《胡笳歌送顏真卿使赴河隴》唐·岑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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