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也沒辦法啊，總不能叫官府銷毀了他們的馬車吧，《刑統》上也沒這個條文……”
張正書也是無奈，這就是宋朝不好的地方了，山寨太嚴重了啊！雖然宋朝很尊重讀書人，也誕生了有史以來的第一份“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律條文，在宋初的時候，朝廷就頒下了“刻書之式”。所謂“刻書之式”，就是將書籍印刷出版的法規以條文形式固定下來，也就是說，不按照這個條文形式出版的書籍，就是“假貨”、“盜版”。如果有私人翻刻，那是可以告到官府的。
可惜的是，這麼好的製度，居然僅僅是在印刷行業，其他行業就連水花都沒打起一個來。
為啥？還不是崇文重文演變而來的！就好像正史上的中世紀，歐羅巴那邊就有君主賜給工商業者在某些商品上壟斷經營的特權。當然了，這和後世的“專利”差很遠，倒是很像中國漢朝的鹽鐵專營，類似於皇商一樣。
後來，歐羅巴又發展進化到了類似後世“專利”的了：在十四世紀，也就是正史上的1331年，英王愛德華三世曾授予佛蘭德的工藝師約翰·卡姆比在縫紉與染織技術方麵“獨專其利”。這個“專利”的授予目的，在於避免外國製造作坊將在英國使用著的先進技術吸引走。這就已經不同於漢朝“鹽鐵專營”之類的“專利”了，更接近後世真正意義上的專利。
從此，隨著重商主義的興起，歐羅巴那邊更加注重專利保護了。隨著契約精神的深入人心，專利也開始深入人心。而中國呢？嗬嗬，在文人這條路上撞破南牆也不肯回頭，愣是把“理學”發揚光大到斥責一切新興技術都是“奇技淫巧”的地步，知識產權保護更加無從談起。隻有師父傳兒不傳女，傳徒弟都留一手這樣人為的“知識保護”。殊不知，在真正決定國力的技術上，西方已經趕超中國了。
一邊是文人主導的重視文章治國，一邊是重視科學技術重視知識產權保護，從方方麵麵看，中國的衰落也是必然的。
源頭是哪呢？
張正書想了想，在宋朝除了一些腐儒之外，也沒有多少人會覺得新興技術是“奇技淫巧”啊，更彆說像公休儀那樣拔葵去織，甚至還認為新生技術是機械詐偽、機變械飾、懷詐機心的，絕大部分人還是認可新生技術的。要不然，香水、四輪馬車、香皂、報紙、沼氣池、蜂窩煤、超市、鋼筋混泥土房子……這些東西，百姓為什麼會接受得那麼快？
至於什麼“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變之心，懷詐弄巧”這類的言論，都是腐儒說的，掀不起什麼浪花來。
要知道，宋朝文人對輿論的導向，比後世的記者都要厲害得多，要是他們真的貶低一種東西，早就出手了！
可見，宋朝對“奇技淫巧”還是很寬容的，唯獨有一個情況例外——那就是皇帝如果沉迷這些“奇技淫巧”，天下的文人都跑出來勸諫了。
張正書替趙煦默哀一秒鐘，他知道這就是文人的尿性，力求皇帝成為一個聖人。
在這些文人的眼裡，隻有皇帝成了聖人，那天下才能大治啊！這就是“法三代”，“君效堯舜禹湯”了，隻有這樣天下才能成為大同社會！
理想很崇高，現實卻很骨感。
皇帝也是人啊，他也有七情六欲啊，更彆說私心了。成為聖人？嗬嗬，根本不可能。再說了，聖人也是人，難道他就沒有七情六欲了？
所以，張正書認為儒家的理想，一開始方向就錯了。但儒家很聰明啊，這隻是扯大旗罷了。宋朝儒家的內核，已經成了法家。如果沒有領悟到這一層，那這個文人在官場上也不過是顛沛流離，壯誌不酬的。一如蘇軾、歐陽修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