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連數日，朱銘都沒跟學生們接觸。隻在辦公室裡，熟悉學校規章條例，翻看以往一年的學生試卷。
轉眼，小假來臨。
六月六，天貺節，放假三天。
清晨起來，氣溫便挺高。趁著日頭還沒升起，朱銘早早便騎馬出門。
一路來到州橋，這裡是東京最繁華的地段。
從南方而來的大型船隻，進城之後皆停此處，因為州橋太矮過不去，隻能用城內小船轉運。
於是州橋兩岸，客店雲集，食肆遍布，專供客商下榻吃喝。
到北宋末年，州橋東側的汴河，由於長期擁堵，已經不準外地大船停靠，頂多能行駛到相國寺橋。
州橋與相國寺橋中間的河段，就成了裝卸貨物的碼頭，如此一來更加繁華熱鬨。
大清早的，就已經有小販沿街叫賣。
諸多外地富商，從州橋南邊的“張家酒店”出來，到街對麵“李四茶食店”喝茶下棋。這裡沒有炒茶，富商也喝不慣散茶，都是用團茶來研磨衝泡。
朱銘翻身下馬，至酒店隔壁的“州橋炭張家”。
這是一家百年老店，東京內城最早的私營煤炭鋪，跟它隔街相望的還有“車家炭行”。
“車家炭行”開在州橋附近，明顯想蹭“州橋炭張家”的品牌熱度。
類似做法，在東京城很常見。
比如南熏門內，有大名鼎鼎的“清風樓酒店”。
於是在太平興國寺旁邊，又有人開了家“清風樓無比客店”，店名充斥著土掉渣的中二氣息。
朱銘穿著綠色常服，頭戴襆頭，腳踩革靴。
剛走到店門口，夥計就迎來：“探花郎快請進！”
朱銘笑問：“你認得我？”
夥計說道：“探花郎唱名那天，騎馬從這裡過去，俺在路邊看得清楚。探花郎可是要買石炭？隻需吩咐一聲，俺便讓人送到府。”
“且幫我拴馬，把你們店家叫來。”朱銘說道。
夥計連忙接過韁繩，朝裡麵喊道：“大伯，探花郎來了。”
炭鋪的張老板很快走出，大約四五十歲，作揖道：“探花郎快請進。”又朝另一個夥計喊道，“快快奉茶！”
朱銘說道：“茶水就不必了，我問幾句便走。”
張老板請朱銘坐下：“探花郎有甚想問的，儘管說出來便是。”
朱銘問道：“東京城裡的石炭，為何越賣越貴？朝廷定價每斤4文，怎都賣到每斤10文了？”
張老板覺得這個問題很滑稽：“每斤石炭4文錢，那是俺曾祖還在時，朝廷定下的官價。這都幾十年了，哪有不漲價的道理？如今還是夏日，石炭價錢不貴。等到了冬天，每斤二三十文都能賣出來。”
“每斤二三十文，百姓怎用得起？”朱銘疑惑道。
張老板說：“用不起就挨凍，挨到開春便好了，凍死隻能自認倒黴。收炭價錢太高，俺也沒辦法，總不能做折本買賣。”
煤炭免稅的日子，早已一去不複返。
東京城內外設立了四大稅炭場，專門向運抵京城的煤炭征稅。
朱銘又問：“炭稅再高，也不至於賣那麼貴吧？”
張老板欲言又止，似乎有些話不方便說。
朱銘低聲道：“若有人胡亂征稅，我必奏明朝廷。事關東京數十萬百姓，便是官員家裡也要燒炭，官家肯定不會坐視不理的。”
張老板屬於中小型坐商，是東京商賈的主體類型。這類商人數量最多，也有一點官麵背景，但完全無力對抗官府，頂多有幾個胥吏罩著而已。
估計是聽過朱銘的故事，知道探花郎得罪了蔡京，張老板低聲說道：“這十幾年來，官辦石炭場多了二十幾家。石炭事所司派出的官差，在稅炭場攔截炭船，逼著行商把石炭賣給官場。隻有官場的石炭堆滿了，才許賣給私場。好些私辦石炭場，都被官辦場逼得破產了。俺這石炭鋪，經常買不到貨，隻能高價去官辦場拿貨。”
朝廷對於東京煤炭市場的安排，是讓官辦、私營互相競爭。
而且，稅炭場還要存儲貨物，一旦私炭場胡亂抬價，官方也能迅速調貨平價。
原本用於平衡市場的稅炭場、官辦場，現在卻自己帶頭搞半壟斷。
這個情況，在哲宗朝就出現了，徽宗朝愈演愈烈。短短十年時間，朝廷增設20多家官辦場，堵截供貨渠道，把私營企業給逼破產，繼而操縱煤炭零售價格。
蔡京難辭其咎！
朱銘想要製售蜂窩煤，總不能一直白撿煤灰做原材料。今後肯定是要買煤炭的，可官方這麼亂搞，他連正常進貨都進不到。
又聊了幾句，朱銘起身告辭。
張老板把他送到店門口，低聲說：“探花郎若能湊明官家，把石炭事所司的官差給懲治了，不但俺可以得利，東京幾十萬百姓也能少凍死幾個。隻是那奏疏，可不能寫俺的名字。俺小本買賣，得罪不起當官的。”
“放心，不會提你半個字。”朱銘安慰道。
離開煤炭鋪子，朱銘繼續牽馬南行。過了張家酒店，便是“玉王樓山洞梅花包子”鋪。
店名挺獨特的，朱銘把馬兒拴在屋簷下，打算買幾個包子吃。
“探花郎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