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福宮。
宋徽宗正在《大學章句疏義，嘉王趙楷在旁邊坐著，蔡京亦被皇帝賜座。
而王黼、李邦彥、梁師成等人，則靜靜站於周圍。
梁師成造海船的任務已完成，前陣子回京複命。宋徽宗本想讓他駕船出海尋仙，梁師成直接裝病不起。
皇帝知其害怕，也懶得拆穿，改派彆的心腹太監，率領道士、禁軍、童男童女前往杭州登船。
十多分鐘就把書看完了，宋徽宗問道：“有何不對之處？”
蔡京說道：“此洛學也，頗多二程之言，譬如格物致知。”
宋徽宗卻說：“格物致知，乃孔夫子遺言，怎成了二程說法？”
蔡京說道：“我朝儒士，對此眾說紛紜。便連二程也有分歧，朱銘的格物致知，分明是引自程頤。”
蔡京不僅帶來了《大學章句疏義，還帶來一本《道用策。
宋徽宗不置可否，轉而《道用策。數學、農學、物理等內容，他全部跳過不看，隻讀書中的理論文章，半個小時不到便已讀完。
讀著讀著，宋徽宗就笑起來：“這個朱銘做學問，就像煮雜粥一般，他不止引用洛學，還引用了許多新學。洛學為本，新學為用，能揉在一起也算難得。”
宋徽宗可不止會搞藝術，他本身是有儒學根基的，居然能一眼看穿朱銘的底細。
事實上，除了王安石故意牽強附會、歪曲經義的部分，新學和洛學在學術上並沒有太大衝突。
就拿格物致知來說，新學和洛學是大致相通的。
分歧當然也有，就連程顥、程頤兄弟之間都互有分歧。
王安石的格物理論，反而更接近程頤。
程頤認為，格物有外物和性分的區彆。
外物，即人對事物現象的固有認識。比如看到冰就知道是寒冷的，看到父子就聯想到孝順。事物的表象特征。
性分，即事物現象所蘊含的深層次道理。比如冰是水受到陰氣影響所化，陰氣鬱積所以很寒冷。孩子孝順父親，有更多人倫道理等等。事物的內在規律。
程頤的觀點是，格萬物而窮萬理，萬理相通是大道。更注重理論總結。
王安石雖然沒有明說，但也在格萬物而窮萬理，隻是各種道理沒有串聯起來。更注重實踐效果。
程頤還對此進行吐槽，大概意思是說：“王安石年輕時牛逼轟轟說自己能格物窮理而歸一，後來做學問卻自我否定，晚年的學術成果更是支離破碎。”
朱銘啟發陳淵撰寫的《格物論，既注重理論總結，又注重實踐效果，等於把程頤和王安石相結合。
所以，宋徽宗說朱銘在熬雜粥，洛學取一點，新學取一點，扔在鍋裡一起煮。
蔡京坐在椅子上沒動，右手抬了抬。
蔡攸立即捧出彆的罪證，正是朱銘在金州州學的講學內容摘抄。
宋徽宗仔細看完，臉色終於變得不悅。
王安石注有《禮記要義、《禮記發明兩本書，朝廷推廣的是前者，蔡京故意雪藏後者。因為後者多有“妄言”，好些觀點極為激進，甚至可以稱得上忤逆。
宋徽宗沒讀過《禮記發明，即便讀過，看了朱銘的講學內容也會生氣。
因為王安石再忤逆，也不敢直接說出來，隻是啟發讀者去想。類似戳破了窗戶紙，讓讀者可以窺探。
朱銘則明明白白講出來，等於一腳踹開大門。
“好個君贈無祿之臣曰獻，好大的膽子！”宋徽宗是被觸到逆鱗了。
他瘋狂推崇道教和道家，除了自己確實喜歡之外，更是要構建自己的法統權威。
他承認朱銘講得有道理，且《禮記的本義，多半就是朱銘講的那樣。但是，絕對不能說出來，更不能講給士子們聽！
正因為講得有道理，宋徽宗才確信是朱銘講的，並非蔡京父子胡亂誣陷。
按照傳統的注解，那句話給出了花石綱的合理性。即無祿之臣，有好東西也該獻給君主，官員百姓進獻花石綱是應該的。
而朱銘把經義解釋一改，花石綱就背離了仁政，官員進獻花石綱就成了殘民！
蔡攸默不作聲，把朱銘的幾首詩詞獻上。
配合著講學內容，再看朱銘的後續三首詩詞，宋徽宗瞬間明白是啥意思。他欽點的探花郎，他重用提拔的臣子，居然寫詩暗諷自己，把他比喻成晚年昏聵的齊桓公，甚至使用“在床屍”這種詞句。
寫給李師師那首詞，還在暗示繼續亂政，大宋有可能會亡國。
“朕是在床屍啊！”宋徽宗已經怒極。
嘉王趙楷已經看完《大學章句疏義，此刻正在讀《道用策。他雖然天資聰慧但對洛學不了解，實在看不明白其中關竅。
乾脆不讀了，從皇帝手裡接過講學摘抄內容。
掃視幾行文字，趙楷義憤填膺道：“臣贈君曰獻，君贈臣怎能是獻？此人目無君上，該當重重責罰！”
宋徽宗對隨侍太監說：“擬旨，禁毀《大學章句疏義、《道用策，膽敢私藏、傳播此二書者，終身不得參與科舉。已有官身者，降官貶職。金州知州朱銘……”
李邦彥等人屏氣凝神，等著聽皇帝發落。
朱銘是文官，而且是朝官，宋室優待士人，不能一杆子將朝官打死。
特彆是以言獲罪者，在處罰的時候要留有餘地。
思慮許久，宋徽宗說道：“金州知州朱銘，特降六官，貶為知縣！”
特降六官，朱銘的寄祿官就降為承務郎，從朝官變成最低級的京官。
好歹還保住了京官的官身，沒有直接變成選人。
蔡攸心情愉悅的離開皇宮，中途派人去找吏部侍郎孟揆。
皇帝隻說把朱銘貶為知縣，卻沒有講明貶到哪裡。而且，朱國祥並未受牽連，朱銘還有起複的機會，得弄個好地方讓朱銘待著。
傍晚，孟揆到蔡攸府上拜見。
孟揆是《東京夢華錄作者孟元老的親大哥，再過兩年還會主持修建艮嶽。
他爹孟昌齡，是蔡京的得力乾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