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國祥說不管這件事，那當然屬於氣話。
真當朱院長是吃素的？
被內閣和六科封駁的第三日，朱國祥開始挨個召見大臣。
第一個被召見的是張根。
朱國祥開門見山問：“首相可信那德運之說？如實回答。”
張根說道：“不信。”
“為何封駁？”朱國祥又問。
張根說道：“不得不信。”
“為何？”朱國祥追問。
張根說道：“關乎國朝與天子之道統權威，必須要有這個東西。”
朱國祥問道：“沒有可以嗎？”
張根回答：“有了更好。”
“知道了，”朱國祥再問，“首相可信天人感應之說？”
張根沒有正麵回應，而是用宋徽宗舉例：“昏君趙佶，年年月月都能天人感應。”
朱國祥問道：“去年長江發洪水，可以推給趙佶。今後再發洪水，如何向萬民解釋？是朕失德，還是大臣們失德？”
張根說道：“陰氣過重。”
“陰氣過重？”朱國祥沒聽明白。
張根解釋說：“天地萬物，稟陰陽二氣所生。陰陽失衡，便有災異。為政當致中和，陰陽相協，天下安定。”
這種說法，是宋代的新發明，是天人感應的全新版本。
漢唐有什麼災異，那肯定是為政者失德所致。
而宋代有什麼災異，就可解釋為陰陽失調。皇帝肯定沒錯的，多半是出了小人。因為小人過多，所以陰氣鬱積，導致陰陽失調。
驅逐朝堂裡的小人，陰氣就減弱了，陰陽就協調了，國家就安定了。
至於誰是小人，得看具體情況而定。
打發走張根，朱國祥又召見其他閣臣，說法都大同小異，但不敢像張根講得那樣直白。
這些家夥都不信，卻又要天下人信，其實就是一種統治手段。
李邦彥顯得比較特殊。
麵對朱國祥的詢問，李邦彥說道：“臣愚鈍得很，不能揣測此事。但臣聽說，聖天子臨朝，德運自降。陛下乃福德之人，無論信與不信，都是有德運在身的。”
朱國祥問道：“朕若不定本朝德運，又會如何呢？”
李邦彥說道：“定與不定，德運自在。天子說不定德運，就可以不定德運，臣一切皆遵皇命行事。內閣封駁，臣並未參與。”
這貨就是個滑頭，直接表態自己願意聽話，但又強調大明肯定有德運加持。
聽取內閣意見之後，朱國祥懶得逐一召見，直接把蕭楚、黃裳、胡安國三人叫來。
編了十年道藏的黃裳，居然表現得非常激動：“河出圖，洛出書，此怪誕邪說也！五行德運，更是無稽之談。聖天子治國，當遵經持正，不可相信那些虛妄之言。”
朱國祥麵帶微笑：“愛卿為何如此反對？”
黃裳激動得站起來，說道：“舊宋初年，飽學之士哪個不反對這些？臣是學《易》的，宋易之學說成就，便是否定漢易之讖緯！就連昏君趙佶，那般沉迷祥瑞，都把日月食從天人感應當中剔除！”
從北宋開國，一直到宋徽宗登基，天人感應之說不斷被瓦解。
一方麵剝離災異的影響，一方麵引入陰陽做補充。
北宋中期編撰的《新唐書》，對此就有直觀體現。
這本書打破了《漢書》以來的千年傳統，隻記載災異，不記載災異應對的事件。大概意思是，對未知現象心存敬畏即可，不要跟現實胡亂聯係起來。
變法來了。
日食、月食、地震、彗星頻繁出現，守舊派以此攻擊變法派。
王安石當然要反擊，其中最激烈的手段，就是把《春秋》從科舉中剔除，隻因《春秋》裡麵記載著許多怪異感應。
這個時期，天人感應遭到官方打壓。
守舊派得勢，雖然又給掰回來，但整體趨向於理性。
直至宋徽宗登基，大搞祥瑞之事，天人感應卷土重來，就連正直大臣都被潛移默化，整體的社會風氣已經變得神神怪怪。
不過即便是宋徽宗，也下詔把日月食從天人感應中剔除，認為那是古人不懂天文在瞎聯係。
宋徽宗為啥這樣做？
因為這貨自己懂天文啊，他知道日月食的成因，知道五緯退留現象，甚至初步認識到軌道差異。
這是天文學的進步！
朱國祥看向蕭楚、胡安國：“兩位如何看待五行德運？”
蕭楚說道：“無稽之談。”
胡安國道：“或有其事。”
這兩位都是程頤的學生，都深入鑽研《春秋》，但他們的觀點卻迥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