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民殿。
內閣和部院大臣齊聚，正在召開禦前會議。
已經六十八歲的宋應星，依舊精神矍鑠：“算上海外遞解的銀兩，去年的全國歲入，已超過4000萬兩白銀。但除去地方存留和皇室支取，全年淨虧83萬兩，這是開國以來的第一次。”
此言一出，近半大臣都感覺不可思議，咋歲入四千萬還財政赤字了？
宋應星隨即解釋原因：
“第一，北邊設立三大都護府，又是擴編軍隊，又是設立驛站，還要移民、修路和建城，需要大量物資北運……”
“第二，便是文教。適齡學童越來越多，各地學校不斷擴建，雖然提高了地方稅收存留，但很多省份依舊不夠開支，需要中央朝廷調撥銀兩……”
“第三，海外開拓。海外領土日漸增多，需要設立總督、派遣官吏、調兵駐防。除了呂宋和馬六甲，其餘海外領土，至今都還在虧錢，巨港勉強收支平衡……”
“第四，征討緬甸。戰爭籌備好幾年，暫編巡檢師、鑄造火炮、打造船隊、調派物資……這些都要花錢，從開始籌備到撤軍，前後耗費300多萬兩。這還剛剛開頭，那些新占之地，還要派遣官員、駐軍移民、鋪設官道、建立驛站、修築城池……”
說白了，就是教育經費和擴張開支，吞掉了太多太多財政。
趙瀚笑著說：“諸卿不要憂慮，三大都護府新開張，什麼都要砸銀子，自然有頗多花費。海外領地，彆看現在虧錢，呂宋不就是個好例子嗎？再多發展幾年，海外領土都是能賺的。至於西南新占之地，二十年時間應該能回本，二十年以後就能給朝廷送銀子了。”
曆代王朝，開疆拓土，除了收複核心領土之外，邊疆地區大部分時候都在賠錢。
因為你得維持官僚和軍事係統，還得大搞基礎建設（驛站、驛道、城池）。明朝在朱棣死後，邊境全範圍收縮，主要就是扛不住財政壓力，跟軍事沒有半毛錢關係。
至於那些海外領地，為啥歐洲殖民者賺錢，大同朝廷卻要賠本好幾年呢？
第一，中國的殖民政策，對土著壓榨得不狠，還算是比較要臉的。甚至還不斷開設學校，利用文教的力量，試圖吸收同化當地土著。
第二，歐洲的新占殖民地，在剛開始的時候，同樣得虧錢投入。就拿荷蘭占領台南來說，即便把原住民往死裡壓榨，但也足足虧損了六年，最後借助漢人的力量才扭虧為盈（這個所謂盈利，還沒計算前期軍費和基建開支）。
“陛下，”費純提出自己的建議，“江蘇、浙江、福建、廣東、江西、四川六省，每年存留的稅收都有大量盈餘。臣覺得，應當從存留當中扣出一些，去援助那些貧窮的省份，不能全都指望中央朝廷調撥。”
這等於讓東部支援西部、南方支援北方。
並不是啥新鮮玩意兒，明朝就經常這樣搞，隻不過隨意性很大，沒有真正形成製度。
曆史上的清朝，這種模式就形成了製度。
清朝的財政高度集權，甚至不分中央與地方，所以每年的歲入非常高。
清朝一切賦稅，州府縣能夠存留的，甚至還不夠自己開銷，由布政司來彙總全省錢糧。省裡向中央報告情況，中央再請求皇帝決斷，對各省的財政做出分配。一部分留在省裡（存留），一部分往省外遞解（起運）。那些起運的錢糧，輸送到中央的叫京餉，支援其他省份的叫協餉。
如此做法，能保證清政府有錢，各省衙門也有錢。但是，各州府縣窮得叮當響，地方官若不盤剝百姓，彆說自己貪多少，就連正常開支都有缺口。
這就逼得州縣官員們，瘋狂征收苛捐雜稅，一層一層剝老百姓的皮。
到了清代中後期，油水最豐厚的州縣職位，幾乎全在四川境內。因為其他省份正稅太重，州縣官員剝不了多少。而四川因為明末被殺空，用低稅政策鼓勵移民，一直沒有再調整過來。於是，四川百姓就相對富裕啊，可以攢著勁兒往死裡搜刮，搞得苛捐雜稅是正稅的好幾倍，甚至是十幾倍、幾十倍！
四川百姓在移民之初，先要抱團跟野獸、天災搏鬥。後來又得齊心協力，跟貪官汙吏和軍閥周旋。在兩百多年的鬥爭之中，全世界最大的社團組織哥老會就形成了。到了民國，70%的四川人都是袍哥，就連鄉下的大姑娘小媳婦，也極有可能屬於哥老會成員。
大同新朝目前的財政，直接按比例交給中央，同時按比例留在地方。搞得富裕省份有大量盈餘，窮困省份卻入不敷出，中央得不斷投錢救濟窮省。
“這個法子，有誰反對？”趙瀚問道。
無人說話。
內閣和部院官員，很多都來自這六個省。但他們不敢為老家爭取利益，因為一個不好，就容易弄巧成拙。
大明的前車之鑒，讓眾人都心有餘季。
都說什麼明朝有江南士紳集團，官商勾結左右政策，坑害北方百姓，讓江南少交稅。但真實的情況是，江南的賦稅最重，張居正改革的直接誘因，便是江南百姓扛不住了。
眼前這些官員如果敢亂說話，萬一逼得皇帝又在南方收重稅咋辦？
趙瀚掃視眾臣：“既然無人反對，那你們就下去商議，每年該在這六省的賦稅存留裡抽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