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醫學的基礎之一是醫學。醫學未能解除所有醫學不解之謎的情況下要法醫自行搞突破，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在新聞上會發現，有些爭議很大的案件，大家紛紛懷疑是謀殺的案件，最終法醫給出的結論卻是沒能給出確鑿的殺人證據，隻能說這病人是死於普通的多器官衰竭之類。
說到這裡，袁芳老師再次提起謝同學的謹慎作風：“她沒說不是心梗隻說不典型，想再查找病曆和大體標本核對。”
大體標本和病曆如果能佐證出是心梗的話，這塊病理切片可以成為心肌梗死病理切片中的特殊病例，作為不典型案例的寶貴教學資料。所以謝同學的謹慎懷疑很有意義。
“大體標本有嗎？”曹育東問同事。
袁芳老師說：“這個恐怕不一定有了。”
大體標本比切片標本更加難以保存，占用體積，耗費更多資源。一個遺體不是全身器官都能保留下來大體標本的。做大體標本的器官要進行挑選的，一般是選有研究價值的進行保存。而且，在保存過程中，長年累月的時間裡因為一些不可預測的因素導致有些大體標本出問題的話隻能淘汰掉。
總之一句話，科研所搞這些東西，拿死人做研究一樣是很燒錢的。
沒有大體標本的話，想要繼續探索這個病例隻能靠目前僅有的這些碎片資料。
說到這塊病理切片的最大特點是大片心肌纖維化。如果記得蕭樹剛的病例，裡頭曾經講到缺血導致心肌細胞死亡變成心臟瘢痕，指的正是心肌纖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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