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城市貧困問題日益凸現出來，並引起了廣泛的社會關注。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以市場經濟為取向的經濟體製急劇轉軌和企業改革逐步深化，引發了諸多經濟、社會矛盾。短短幾年內，就在城市中迅速形成了以失業人員、下崗職工、停產半停產企業的職工和一部分被拖欠養老金的退休人員、以及他們的贍養人口為主體的城市貧困群體。關於這部分貧困群體的規模，政府、學界也各有不同的統計估算，他們的基本判斷是，目前城市貧困人口的規模占城鎮人口總數的比重為4 %到8 %，總人數在1500萬到3100萬之間。根據已知數據推算，當前城鎮學齡段貧困兒童的規模大約為370萬，按學界3100萬的寬口徑推算，城鎮學齡段貧困兒童約為515萬……”
這是某些期刊上的報道，雖然已經大幅縮水，但是問題的嚴重程度但是也看著讓人非常吃驚！
由於當時許多所謂的破產企業都還在生產，而且大家心裡都還抱有國有企業鐵飯碗的思想，認為國家不會不問大家，人們都普遍相信國家是不會就這樣的，除了一些在企業之外早有準備的，還有些有點社會關係的調離原單位的。大部分個人開始了領三年的下崗過渡費後，就再也沒有關於他們政策的聲音了，他們也才真正的渡過了迷茫期，清醒的認識到，他們被企業或者說社會國家徹底的拋棄了。
曾經“當家做主”、“主人翁”般的擁有，而一夜之間被扒光，還“自豪”個啥？實在是自欺之言！
“我們是共產主義的接班人，繼承革命前輩的光榮傳統……”更是如此的讓人覺得苦笑，大批量的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都逐漸開始變成了私營企業，所有人都開始有些懷疑這還是曾經的某主義國家嗎？貧富懸殊程度比資本主義都要厲害！難道從小學習的思想品德都錯了嗎？
2000年之前曾經是個迷茫的時代，不僅僅是普通百姓感到痛苦，即使是許多精英階層也在爭論不休，而各個地方都在按照自己的理解在執行。而2000年底已經是黎明之前最黑暗的階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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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情況有這麼嚴重嗎？下崗職工生活就這麼難嗎？”蕭婉婷有些難以置信地問道。
郭漪一臉嫌棄的說，“當然是真的了！有些最嚴重的這裡麵都不敢寫。我自己也親自跟隨調查人員去看了幾個實例。有些下崗職工的生活過得非常糟糕。你要知道國營企業，尤其是大型國有企業的職工，經常都是一大家族在一個企業，下崗的時候不僅是夫妻下崗，經常是兄弟姐妹。加上姐夫小舅子，小姨子一大家子全下崗。如果隻有一個人下崗，另一半依舊可以支持整個家庭負擔；如果隻是一個小家庭夫妻倆下崗，還可以尋求大家庭的幫助。可是要是全家族的人都下崗了，那麼該誰幫誰呢？”
趙宏也是一臉讚同的說，“是的啊！郭漪說的沒錯！如果隻是一個企業的職工下崗了，還可以去其它單位打工，又或者去彆的企業附近掙錢，可是如果是連片的下崗職工區域內，哪怕你去擺攤子都賣不出去貨物，因為大家都沒有錢了！而且如果下崗職工數量不多，那也可以去求職或者擺攤子，可是如果下崗職工數量相對比較大，那麼打工你也找不到單位，擺攤子可能你的收入會非常的低，甚至連糊口吃飯都不夠，何況還要去供養孩子去讀書！最最可怕的還不是這些，而是傷病！曾經在國有企業工作多年，許多人都有或多或少的職業病！有毒有害的崗位有多少？曾經的防護措施真的可以完全防止？可能就是那些設計者都不敢這麼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