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第三輪結果審核出來了，眾多編輯依舊覺得這些文章都沒有問題，隻能頂著來自主編的壓力說了實話。
主編固然可怕，但這些編輯也有自己的堅持。
沒有問題就是沒有問題，難不成還能因為主編的質疑就給人家好端端的一篇論文裡加點兒問題進去？
這樣做不符合《全球經濟》的宗旨，也不符合他們的行事準則。
主編的眼珠子都快瞪出來了，他用壓抑住咆哮的聲音問，“這個來自華國的學者一並寄了這麼多稿件過來，你們卻連一個錯誤都沒有找到。夥計們，我相信你們的審稿水平，可請你們告訴我，這世界上真的存在一個不會犯錯的家夥嗎？”
“如果這些文章來自於英國的劍橋大學、牛津大學，美國的斯坦福大學，我都能夠坦然的接受，因為這些大學在經濟學領域的研究確實超前，一下子湧現出這麼多的學術成果也不是不可能。”
“但請睜大眼睛看清楚，這篇文章來自於華國，他們國家的經濟學什麼時候變得這麼厲害了？如果我不是相當確定現在的時間是九月底的話，我都快懷疑是不是愚人節到來了！”
“夥計們，請你們真誠地告訴我，這些論文的質量到底怎麼樣？我們該不該接受？該不該退稿？如果接受的話，我們是應該從這些論文中接受哪幾篇？還是說，我們應當全部接受？”
編輯團隊中最有資曆的那個人答道：“我隻看了三篇，無法為所有論文做保證，但我能肯定的是，在我簽下名字的那三篇論文中，一定沒有問題。那些邏輯太縝密了，用的論述方法都不是經濟學領域的學者慣常用的方法，反倒是像研究數學的學者喜歡用的。”
“而且，雖然我隻看了這位華籍學者的三篇論文，但我能從文章中感受到她的認真程度，所以我也相信我的同事們的判斷。我建議錄用。”
《全球經濟》的主編胡亂地薅了一把本就沒剩下幾根頭發的地中海，道：“可這個華籍學者一次性寄來這麼多論文，我們該怎麼給她發表？難不成開設一本增刊？”
“我看這論文的數量，一本增刊根本不夠用，怕是得三本才行。但如果我們直接開設三本增刊，且這三本增刊上所有論文的作者都是同一人的話，怕是會影響到我們《全球經濟》的聲譽。”
有一位一直都默不作聲的編輯突然抬頭，頂著那密密匝匝的抬頭紋問，“主編先生，能不能停一下，我發現一個有趣的東西，大家能不能根據手中所審論文的頁碼數來分彆講一下，這個華籍學者在論文中都進行了哪些嘗試，又得到了那些成果？”
這位編輯是一位經濟學界的老學究，據說同主編的關係不錯，就是脾氣有點怪。當初他剛從斯坦福退休，就被《全球經濟》的主編給挖了過來。
這位老教授都這麼說了，《全球經濟》的主編隻能聽從，請手中拿著論文的人依據順序講自己在論文中看到的東西。
每有一位編輯講完，那位老教授手中的本子上就會添一段話。
等所有編輯都講完之後，《全球經濟》的主編見老教授眉頭緊鎖，特意等了將近一刻鐘的時間，眼看著吃午飯的時間到了，這位老教授卻遲遲沒有回神的意思，《全球經濟》的主編隻能先遣散參會人員，讓眾人去吃飯。
那位老教授就在審稿室中坐了整整一個中午，他連廁所都沒有上，整個人就仿佛是被粘到了椅子上一樣。
到了下午，《全球經濟》的主編聽聞老教授一中午都在審稿室中，滴水未沾，粒米未儘，憂心老教授的身體吃不消，特意買了一個熱氣騰騰的三明治帶了進去，放到老教授的麵前，問，“您看出什麼問題來了嗎？”
老教授點頭，用筆劃過自己草草畫出來的思維導圖，將存疑的地方指給《全球經濟》的主編看，“這些論文乍一看相互獨立，但若是仔細拚裝的話，就會發現，這些論文就像是從一棵樹的主乾上摘下來的不同果子，雖然顏色不同，但味道卻是差不離的。”
“如果你真的用心看了這些文章，你就會發現，這些文章都是有先後順序的，將這些文章串聯起來，就是一套全新的經濟學理論。隻不過不知道這些文章的作者出於怎樣的考慮，居然會走出這麼一步臭棋，將好端端一套理論給剪裁得支離破碎。”
“我建議你將這些稿件全部拒稿，然後再寫一份說明信連帶著退稿一並送過去，到時候就說，我們並不是不認可這些華籍學者的研究成果，而是我們覺得，通過作者與期刊編輯部的共同努力，這個學術成果能更好、更優異。”
《全球經濟》的主編一聽自己之前最為敬重的老師都這麼說了，決定再試一次蘇嬌楊。
郵包當天晚上就已經出發了，漂洋過海，曆經重重海浪，順利抵達華夏，然後又乘上開往平沙市的火車，直到送入蘇嬌楊的手中。
蘇嬌楊是在國慶節期間收到包裹的，她打開一看，發現《全球經濟》的主編提了很多‘修改意見’，如果按照這位主編的意見來修改……蘇嬌楊想了想，直接將自己的第一份極儘細致的手稿翻譯好給《全球經濟》寄了過去。
《全球經濟》的主編要的就是她的大成果啊！
早知道如此，她還費心費力地拆什麼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