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注水, 是刺激經濟的法寶。
因為王浚的野心，幽州這些年相當凋敝，或者說天下都甚是凋敝。
晉朝立國時，司馬炎是帶頭刮起享樂風, 而這些享樂的代價, 都要落在庶民的頭上。
士族的奢華需要更多的人的來供養，他們對商業鄙夷，所以都是以藏匿土地與人口, 挖國家的牆角來達成目達, 很多農奴, 也就是被他們稱為家生子的人，甚至可能一生都沒有出過莊園。
魏瑾曾經和祖父張華聊天時, 就曾經計算過：曹魏之時國家有戶籍的人口是六十六萬餘戶, 人口在四百四十餘萬左右。
後來滅蜀，得二十萬戶, 約九十四萬人口，而晉朝滅吳, 又從東吳得到人口二百三十萬，太康年間，晉朝的全國在冊人口是一千六百餘萬。
而要知道的是, 她當時按祖父給出的數字和他治下的人口自然增長率，推算出理論上晉朝的真實人口，應該是接近三千萬左右。這意味著至少有一半的戶口，都被士族隱藏了。
張華當時聽完, 一邊說與他估算相似，一邊歎息孫女為何不是兒郎。
這部份隱藏的人口是得不到商品交易的，他們是莊園經濟基礎，在莊園裡生活，好像沒有需求。
但這其實是被壓抑住了。
隻要有錢，沒有人能克製住購買欲，這是人的本能。
同時，貴族的腐化，分封製的倒退，加上小冰河期的南下，天下大亂再所難免，加上鐵器和銅器都在戰爭中被征用，鐵做為貴重物品，也擁有了貨幣的價值。
在鋼產量低下且需求強勢的情況下，鋼錢就是另外一種可以保價的一般等價物，和銅鐵區彆不大，因此，魏瑾多發貨幣不但不會造成通貨膨脹，反而會治療通貨緊縮。
同時，多發貨幣時，還能稀釋士族的財富——這很好理解，當錢不值錢了，那麼銀行存款的多的人就虧了，而那些月光族與按揭族，會因為工資上漲（當然，工資漲不漲又另外一回事），反而影響不大。
其實解決士族最有效的還是征收直接稅，就是像漢武帝收刮天下那樣，你家有多少錢，按所得財產征財產稅。
但這樣刮地皮是不行，因為直接稅是直接拔毛，它痛啊，對方是一定會反抗的。
再說，這樣征稅的後果漢武帝已經給出結果了，那就是在收稅進行財產估算時，他手下的貪官酷吏直接找到了權力尋租的法門，造成後果就是差點把漢朝玩完。
但間接稅就不一樣了，比如出廠就加進去的增值稅，這種稅蘊含在商品價格裡，不明顯，也不直接，有錢人買賣消費商品的人多，政府征到的稅就越多，窮人買的少，政府也就征的少，也算另外一種的按收入高低征稅了。
至於說那種為了買東西借錢貸款之類的，那也是為國貢獻啊。
所以，隻要多發一些貨幣，這些治下的貧民，反而會因為得到的工錢多了，收到的糧錢多了，擁有更多的購買力，同時也把擠壓的貨物消耗掉。
至於那些沒有工作又沒有土地的窮人——可以出來工作啊，反正如今建城修路，他們對勞動力非常渴求了，但很多農人的種田意識已經刻入了骨子裡，他們沒有文化，許多甚至數不到一百以外數字，給他們說一年收入多少，他們也想像不來。
對他們來說，再多的錢，好像也就是一時用用，用光了就沒了，土地不一樣，隻要有，隻要勞作，就餓不死，就能生活。
這種情況隻能慢慢誘導，總會有榜樣來改變他們的看法。
當然，如果這些人還是不願意消費，問題也不大。
因為從一開始，魏瑾之所以敢肆無忌憚地發錢，就是因為南邊有琅琊王，有江淮流域的半個中國做為市場。
沒有自己發行貨幣的晉朝，多是用的布帛和糧食交易，而這兩種東西無論便攜程度還是穩定程度，都被上黨的鋼錢吊打，糧食可以發潮發黴，布帛品種凡多還可以密織疏織，產生的麻煩不知有多少。
於是在東吳一帶的海上貿易風風火火地展開後，大量的鋼錢流入南方市場，受到了廣泛歡迎。
甚至有船商來北方時，渤海郡剛建不久，貨物不足，他沒買到，又舍不得空船，便直接帶一船鋼錢回去，這一船錢居然也大賺了一筆。
當然這賺是指對成本而言，因為比起其它海商帶的優質貨物所得到的收益，聽說第二年再來時，他嘔得人都瘦了二十斤。
是以，如今在南方，凡是中小商戶，隻要能收鋼錢的，絕對不收的布帛糧食，至於東吳平時用的那什麼一個銅錢當五百個錢的“大泉五百”、“大泉當千”、“董卓大錢”、蜀國的“直五百銖”這些垃圾，便統統被掃地出門了。
“我也不貪心，”魏瑾算了貨物與錢的比值，確定了超發貨幣的數量，“把這些商品消化下去就好。”
單謙之聞言，抬頭看了她一眼。
魏瑾回以微笑。
四眼相對間，小秘書與她心照不宣地各自移開視線。
……
五月，北印度洋刮起了西南風，這是西方商船一年一度的出海時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