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福晉眉心一皺,“瞧你,父母扔了自己的孩子,也不是自己願意的，不外乎還是太窮了。”
翠兒極力克製自己沒有冷笑出來，眼裡卻是含著刀子。
“生女兒養不起扔了，生了兒子就能捧手心裡養得起？不還是因為女兒就是再孝順能乾也是‘賠錢貨’,兒子再窩囊敗家也是兒子。”
“現在眼看我們把一個個流黃鼻涕的女娃娃教導好了，要有好前程了,都冒出來了。說什麼血濃於水,我……”
翠兒想說“我呸”，都是些不要臉的，硬生生咽下去。
“甭管她們當初是為了什麼理由把孩子扔了，扔了就是扔了,說什麼為了孩子過好日子才扔的，真要是逃難的時候扔的孩子,官府都有記錄在那。怎麼有臉說出來？”
“反正我就覺得，再怎麼血濃於水，那不還有一句老話‘生恩不及養恩’？慈幼院雖然就是專門養孩子，可也是真真地把她們養大了。不說將來報答慈幼院,如果她們心裡對慈幼院的感情連扔了他們的父母也比不過……”
翠兒心裡發狠，這樣的人，她們也不敢用。
說什麼骨肉親情，從小不再一起長大，那能有什麼感情？一出手就被扔了,小河邊，大路邊，地頭上……能多走幾步路扔到慈幼院門口，或者富貴人家的門口，那就是頂頂好的。
四福晉還是搖頭。
“你呀，還是見識少。”
“那有些地方，都是直接扔到‘小死人塔’作為塔裡的一把骨灰，還有的地方是生下來就直接溺死了，更不要那個‘洗女’的習俗。南方和北方不一樣，在南方，能把女兒扔了的，那就是給一條活路，現在來找，那也是人之常情。”
但在南方地區就有點不同了。為了避免女性因為骨盆小不能生娃，把家族血脈給斷掉，所以在女寶寶生下來被判斷骨盆可能狹小的情況下，會把女嬰的骨盆給折斷。
這種折斷損傷不可逆，無法自我治愈，最終讓骨盆變得鬆弛，避免日後難產的幾率。所以當時社會的女性走路起來鬆鬆垮垮的，非常難看，這是因為她們的骨盆被折斷了。
從溺嬰習俗看福建曆史上的人口自然構成問題
：定居清朝作者：清荷映月醉更新時間：2009/1/271:08:58
福建在曆史上是一個流行溺嬰習俗的地區，從唐宋延續至明清，一直到民國時期，溺嬰習俗尚存在於福建一些地區。宋代閩人溺女嬰，也溺男嬰，但溺女嬰多，溺男嬰少。明清時期，閩人溺女嬰而不溺男嬰。閩人溺女嬰的原因是害怕厚嫁破產。因此造成明清福建社會男多女少的自然構成，由此產生了一係列社會問題--許多男子無法娶妻，家庭中女性掌權，童養媳習俗流行。
關鍵詞：溺嬰人口構成童養媳福建
自明朝以後，中國地方誌中開始有區分性彆的人口記載，迄至民國時期，有了全國規模係統性的男女人口數字。不過，這些數字大都顯示中國存在嚴重的性比例失調，也就是說：男性所占的比例遠高於女性。一直到民國後期這種懸殊的性彆比才有所緩和。學者對這一問題存在爭議，一些學者認為：中國曆史上其實不存在男女性彆比過於懸殊的情況，曆史上出現的失調的性彆比數字，主要是調查者較少錄入女性人口數的緣故。我認為，人口學從來不隻是一個人口學自身的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史的問題。以往的人口史專家較少考慮中國曆史上存在的溺女嬰情況，而在實際上，中國曆史上這一問題是十分嚴重的。自宋元明清以來，福建一直流行溺女嬰的習俗，因而產生了男多女少的社會問題。民國時期，隨著童養媳製度與高聘金習俗的流行，以及戰爭對男子數量減少的作用，福建的男女性比例漸趨緩和。推而廣之，中國曆史上確實存在性比例失調的狀況，不能輕率否定這一狀況的存在。
一、宋代福建的不舉子習俗
宋代中國社會曾經廣泛存在不舉子的習俗，這在《宋史》尚可找到不少記載：
王鼎徙建州，其俗生子多不舉，鼎為條教禁止。文中的建州即為福建路的建州，位於閩北。可見，當時閩北的溺嬰習俗已經引起了官方的注意，其後，杜杞知建陽縣，閩俗，老而生子輒不舉。杞使五保相察，犯者得重罪。以上是北宋時期的材料。南北宋之交，又有宗室趙善俊在當地禁止溺嬰，他也指出：建俗生子往往不舉。李綱《甌粵銘》：釋氏之流，則謂甌俗生子，僅留一二，餘悉溺之。二百年間，所殺幾何？因果報應，理宜然。其實，這類習俗在東南廣泛存在：
衢、嚴、信、饒之民，生子多不舉，子晝請禁絕之。
東南不舉子之俗，傷絕人理，請舉漢《胎養令》以全活之，抑亦勾踐生聚報吳之意也。
王信在浙東安撫使任上，築漁浦堤，禁民不舉子，買學田，立義塚，眾職修理。
可見，溺嬰習俗曾在東南廣泛存在，不過福建地區比較著名而已。有關福建溺嬰習俗最早的記載，可以追溯到唐代顧況的哀囝詩，該詩寫道：
囝生閩方，閩吏得之，乃絕其陽。為臧為獲，致金滿屋。
為髡為鉗，如視草木。天道無知，我罹其毒。神道無知，
彼受其福。郎罷彆囝，吾悔生汝，及汝既生，人勸不舉。
不從人言，果獲是苦。囝彆郎罷，心摧血下，隔地絕天，
及至黃泉，不得在郎罷前。
唐代的福建被視為蠻荒之區，存在著一些相當落後的習俗。顧況的詩反映了唐代福建的溺嬰習俗與賣閹童習俗，入宋以後，賣閹童習俗受到官方的禁止，但溺嬰習俗卻保留下來，人們稱之為不舉子。宋代閩人不舉子的原因在於以下幾個方麵：
其一，計產育子。宋代理學家楊時說：閩之八州，惟建、劍、汀、邵武之民，多計產育子。習之成風。根據家產多寡來決定養育多少兒女、這種觀念是很進步的。假使不注明年代，人們很難設想過是古代福建人的觀念。這說明古人並非都是盲目生育的。然而，由於古人不知避孕，就隻好斥諸溺嬰手段。《延平府誌》論宋代的福建：閩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則率皆不舉，為其貲產不足以贍也。因為當時的福建百姓普遍感到養子的困難，所以，有多生的，大抵要遭到溺殺的命運。總的來說，計產育子直接反映了人口增長與生產力有限性之間的矛盾。
其二，害怕多子分家。古代福建是閩越族居住之地，後來該民族雖然溶化於漢族之中，但他們的遺風對福建漢人發生很大的影響，例如遺產繼承，中原漢人是在父母逝世後分家，而福建人隻要子女成人，即使父母健在也進行分家：男女共議，私相分割為主，與父母均之。這樣，成年的子女很不願父母再添弟妹，既分割之後，繼生嗣續，不及繈褓，一切殺溺。父母容有不忍者，兄弟懼其分己貲，輒亦從旁取殺之。有些地方的百姓因怕多子分家，乾脆隻養一子。例如，宋代崇安人劉屏山說當地的風俗：何州無戰爭，閩粵禍未銷。或言殺子因，戾氣由此招。蠻陬地瘠狹，世業患不饒，生女奩分貲，生男野分苗，往往衣冠門，繼嗣無雙髫。在洪邁的《夷堅誌》一書記載了崇安人黃崇的故事：初，崇母既亡，父年過六十，買妾有娠，臨就蓐，崇在郡學。父與崇弟謀：'晚年忽有此，吾甚愧。今將不舉乎？或與人乎？不然，姑養育，待其長，使出家，若何？'對曰：'此亦常理，唯大人所命。不若舉而生之，兄歸，須有以處。'妾遂生男。弟遣信報崇，崇即還，揖父於堂。父告以前事，命抱嬰兒出。時當秋半，閩中家家造酒，汲水滿數巨桶置廷內，以驗其滲漏。崇以手接兒，徑擲桶中溺殺。這是一個哥哥溺殺幼弟的故事，反映了當時福建的習俗。這種觀念與北方人的多子多福是不同的。閩北人的獨子繼承習俗對當地的土地製度也發生了影響。本來，由於中國存在著遺產均分製，地主階級巧取豪奪獲取的大地產，很訣會因分家而返回到小土地製。這樣便形成了大土地製和小土地製的相對平衡。然而，由於崇安人節製生育，富人家子女也不多，他們的財產不易分割，於是這種平衡被打破，宋元時崇安大土地製特彆發達。據《元史·鄒伯顏傳》：元代，崇安縣的五十餘戶大地主儘占了全縣耕地六分之五，其他百姓僅有六分之一土地。這說明崇安富人確實是因害怕分家而溺嬰的。
其三，人丁稅苛重，不堪承受。福建古代一直存在著人丁徭役和人丁稅。不少地方的民眾因不堪承受苛捐雜稅而溺嬰。南宋的鄭興裔說道：蓋自軍興以來，戶口凋殘，貪吏奸胥又複肆其淩虐，丁鹽納絹，誅求無藝，愚蠢小民寧殺子而不願輸稅。由於福建曆史上多數朝代都有重稅現象，所以，負擔不起稅收一直是產生溺嬰的重要原因。
其四，害怕厚嫁破產。中國曆史上有句諺語：盜不過五女之門，是說女兒養多了家要窮，乃至竊賦也不願光顧。由於閩越遺風的影響，福建古代流行厚嫁之風，如廖剛論漳州婚喪之俗：娶婦之家，必大集裡鄰親戚，多至數百人。椎牛行酒，仍分采帛錢銀，然後以為成禮。女之嫁也，以妝奩厚薄外人不得見，必有隨車錢。大率多者千緡，少者不下數百貫。倘不如此，則鄉鄰訕笑，而男女皆懷不滿。……富者以豪侈相高，貧者恥其不逮，往往貿易舉貸以辦，若力有不及，寧姑置而不為。故男女有過時而不得嫁娶，……訪聞泉福興化亦有此風，而此郡特甚，臣嘗詢之，雖愚民亦或自知其非，而怵於流俗，莫能自革。
人們常說多子多福是中國人的傳統思想，看來不儘符合曆史事實。至少宋代福建的閩北人沒有多子多福的觀點。南宋朝廷對溺嬰習俗的禁止。如前所述，早在北宋時期，便有些地方官在閩北禁止溺嬰習俗。但這一禁止，在當時隻是一個道義問題，而在南宋時期，朝廷損失了北方的大量領土，很希望南方的人口能夠有較大增長，以便增強國力。因此，來自儒家的禁止溺嬰呼聲，漸成為官方的政策。首先，理學家楊時對改變溺嬰習俗有重大貢獻。他在朋友俞仲寬任順昌知縣時，楊時給俞仲寬寫過一信，要求他在當地禁止溺嬰習俗。於是，俞仲寬作戒殺子文，召諸鄉父老為眾所信服者列坐廡下，以俸置醪醴親韻而侑之。出其文，使歸諭勸其鄉人，無得殺子。歲月間活者以千計。故生子多以'俞'為小字。轉運判官曹輔上其事，朝廷嘉之。就改仲寬一官，仍令再任，複為立法，推行一路。數年後，俞仲寬還鄉路經順昌，有取名為俞的小兒數百迎於郊。朝廷將俞仲寬的方法推廣於各地，鼓勵老百姓多生。紹興八年，尚書劉大中奏：
自中原陷沒，東南之民死於兵火、疫癘、水旱，以至為兵、為緇黃，及去為盜賊，餘民之存者十無二三，奸臣虐用其民，誅求過數，丁鹽、油絹，最為疾苦，愚民寧殺子而不願輸，生女者又多不舉，乞守令滿日，以生齒增減為殿最，又詔應州縣鄉村五等坊郭，七等以下戶及無等第貧乏之家，生男女不能養贍者於常平錢內人支四貫文省，仍委守令勸諭父老，曉譬禍福，若奉行如法，所活數多，監司保明推賞。
鄭興裔尤其強調在福建要禁止溺嬰，他說：
臣伏聞人緣有不忍之心，乍見孺子將入井，怵惕惻隱，出乎性，發乎情，不俟勉強，在常人且然，乃若父子至性，殘忍成習，至於生子恒多不舉，傷天理之和，滅人倫之大，末俗相沿，所在多有。而建劍汀邵四州為尤甚。蓋自軍興以來，戶口凋殘，貪吏奸胥，又複肆其淩虐，丁鹽細絹，誅求無藝。愚蠢小民，字殺子而不願輸稅，臣欽奉聖恩提刑福建路，二載於茲，聞見所及，慘狀不可名言。竊見陛下軫恤斯民，每奏大辟，曲求生路，赤子何知忍令戕害至此。臣謹次本朝律例，故殺子孫徒二年所。宜申嚴禁令下四州，守臣告民法律，曉示禍福，召人告官，審實，以犯人守財給之。客戶兼責成地主除飭屬禁戢。外合恭請指揮申嚴。仰望陛下留神省察，速賜施行，庶生齒漸繁，戶口日眾，綿國祚，億萬年，無疆之福，不勝至幸。
在宋朝這一政策的指導下，福建地方官以各種方式嘗試改變流行於山區的溺嬰習俗。朱熹父親朱鬆任政和縣尉時，曾作《戒殺子文》，予來閩中，聞閩不喜多子，以殺為常，未嘗不惻然也。無故殺子孫，官法甚明。他勸導民眾不可溺嬰，言之諄諄，他日有謂其子孫曰：'活汝者，新安朱喬年（喬年為朱鬆之字）'。魏掞之也采用勸說為主的方式，建俗生子多不舉，為文以戒，全活者甚眾。有一些官員采取獎勵生育的方式，劉允濟在南劍州善誘而嚴戒之。舉者給粟賑貨，不舉者罪焉。俗為之易。又如餘端禮、鄭僑言，福建地狹人稠，無以贍養，生子多不舉。福建提舉宋之瑞乞免鬻建、劍、汀、邵沒官田，收其租助民舉子之費，詔從之。朝廷則有給錢養子的政令，庚子，禁貧民不舉子，其不能育者給錢養之。福建之外，也有施實類似政策的，己亥，以永、道、郴三州、桂陽監及茶陵縣民多不舉子，永蠲其身丁錢絹米麥。
朱熹等道學家也配合官方的行動，邵武軍的光澤縣存在溺嬰習俗，中下之家，當產子者，力不能舉而至或棄殺之也。但在朱熹等人的影響下，當地設立了舉子倉與社倉，其中舉子倉的收入，專門用於養活棄嬰。
應當說，民間習俗的改變並沒有那麼容易，儘管有官方的禁止，但在實際上，溺嬰習俗在福建長期存在。不過，由於官府的禁令，宋代這一習俗畢竟受到了限製。溺嬰惡習在一定程度上的改變，造成福建人口增長。例如：林積仁，宰歐寧三年，民戶增一萬五千餘時以'四最六善'課群吏，甌寧為第一焉。可見，宋朝廷對溺嬰習俗的禁止，還是取得一定效果的。
須注意的是：宋代閩人溺嬰，不僅是溺女嬰，而且溺男嬰，例如，宋代大儒胡寅是閩北崇安縣人，《宋史·胡寅傳》記載：胡寅在出生時，差點遭到溺殺的命運：寅將生，弟婦以多男欲不舉，安國妻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往取而子之。但對閩人而言，男嬰有更多的保存價值，所以，民間溺嬰以女嬰為多，富民之家，不過二男一女，中下之家，大率一男而已。這一習俗一直延續到元代，如元代《通製條格》對溺女問題專門規定：今已後女孩兒根底水裡撇的人每，一半家財沒官與軍每者。這條史料的存在，說明元代溺女嬰習俗十分流行，在這種習俗引導下，必然造成男女性彆比例失調--男多女少。
二、明清福建溺女嬰習俗的流行
明代以來，福建溺嬰習俗有很大變化。從男嬰、女嬰並溺，逐漸演變到隻溺女嬰。我們知道：宋代福建人溺嬰主要有四點原因：
其一，計產育子；
其二，害怕多子分家；
其三，人丁稅苛重，不堪承受；
其四，害怕厚嫁破產。
迄至明代，這四點原因有所變化。其一，在計產育子方麵，宋代的閩北是一個缺糧的地方，經常發生糧荒，因此，百姓不敢多養兒子。但到了明清時期，閩北成為福建的糧倉，大量糧食源源不斷地運銷閩江下遊，閩北農民不必考慮無法養活兒女的問題。
其二，在害怕多子分家問題上，閩人的觀點逐漸向多數中國人靠近，多子多福成為普遍性的觀點被接受。我們知道：南宋時期閩北為朱熹等理學家活動的地方，由於這些理學家的影響，源於北方的儒學的一些觀念，逐漸被福建民眾所奉行，這是可以理解的。如福安縣：男女安耕織，兄弟不相離。
其三，在人丁稅方麵，明代福建存在實際上的人丁稅，這就是以人頭計算的鹽稅。不過，明代福建是否征納人丁稅，其關鍵不在於人丁實際數額的多少，因為，明代福建普遍存在隱瞞人丁數字的情況，官府所掌握的福建人口數遠低於實際數字，這是明代福建史的常識。因此，民眾即使有多育的情況，也可以通過各種方式隱瞞，從而減輕人丁稅。
其四，在害怕厚嫁破產方麵，明清福建人仍然維持宋代的習俗：如邵武，其俗豐於嫁女儉於教子……嫁女資妝皆欲豐。或益以奩田，婦人以驕其舅姑。福州，婚嫁祗以財勢相雄，市井有力之家，奩值累千金，至有鬻產治具者。若延師，則纖毫必校。諺雲：'有錢嫁女，無錢教子'。其風為已下矣。由於嫁妝過重，人們在籌辦嫁妝時不得不竭儘全力，如崇安縣：生女數歲，母即籌辦嫁資，其丈夫不以為非，有不吝千金者。沉重的嫁妝負擔常常導致家庭的破產，如清代古田縣：古田嫁女，上戶費千餘金，中戶費數百金，下戶百餘金。往往典賣住宅，負債難償。男家花燭滿堂；女家呼索盈門。其奩維何？陳於堂者：三仙爵、雙弦桌類是也。陳於室者：蝙蝠座、台灣箱類是也。飾於首者：珍珠環、瑪瑙笄、白玉釵是也。然則曷儉乎爾？曰：'懼為鄉黨訕笑，且姑姊妹女子勃溪之聲，亦可畏也'。緣是不得已，甫生女即溺之，他邑溺女多屬貧民，古田轉屬富民。其實，這種情況是十分普遍的。又如清代的海澄縣：嫁女裝資浪費，……薄惡之俗，因而溺女，賊害天良，皆為異日裝資慮耳。顯見，明清時代福建仍然流行厚嫁習俗，而且，這一習俗導致福建流行溺女嬰習俗。
習俗的變化使明清時期的閩人改變了溺男嬰的習俗，但溺女習俗仍在流傳，這造成明代福建人口性比例構成的變化。
清代的統治者標榜施仁政，因此較為重視溺女嬰問題，在朝廷的督促下，清代福建各縣有溺嬰習俗的縣都設有育嬰堂，其經費由政府撥給，或由富商捐贈，迄至晚清，一些西方教會也在福建各縣設立了許多育嬰堂。如巡視漳州府的一個官員說：漳俗多溺女者，餘心為惻然。謂此非蒞民責耶？爰集郡縣諸長，謀所為收恤計，乃建育嬰堂如京師、吳會諸地例。官出俸錢倡始，歲率為常。因此，從福建各縣育嬰堂的建立也可以看到當地溺嬰習俗之嚴重，可見下表：
表四清代福建設置育嬰堂的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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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府：閩縣、侯官、古田、屏南、閩清、長樂、連江、羅源、永福、福清；
福寧府：霞浦、福鼎、福安、寧德、壽寧；
漳州府：龍溪、長泰、詔安
永春州：永春、德化、大田；
興化府：莆田、仙遊
泉州府：晉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
邵武府：邵武、建寧、光澤、泰寧
延平府：南平、沙縣、永安
建寧府：建安、甌寧、浦城、崇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