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期國內因為各種原因,沒有能夠在文化界上搶奪各類電影技法的注釋權——實際上,黑澤明所謂的首創,大多吸收了其本土的拍攝技法,而這些技法又有部分借鑒了三十年代的魔都電影。
環節與其說是“日本電影的昨天與今天”,不如說隻是在緬懷“昨天”。
中方提出要去“青年導演電影周”的環節,來自國內的青年導演大放異彩,一共有三人的作品,而在東洋,這個數字為零。
八嘎!
年輕人怎麼可以做導演!
鳩山對於他不認識的電影不感興趣,他禮貌性的呆了會兒,忽然問方沂:“你在這裡上映的片子叫什麼名字?”
“《愛有來生》。”
“好名字,一切美好的感情,托付到來生去實現,這很符合我們東洋人的審美,我想去看看你的電影,可以嗎?”
方沂當然不可能說不可以。
影展現場也不可能掉鏈子,臨時給兩位大佬騰出一個影廳,並趕走了前五排的人,把放了一段時間的《愛有來生》重頭播放。
因為參展的是俞非虹版本,即所謂的多線敘事版本,影迷們也不憤怒,因為好些人前麵沒有看懂,全靠男女主的顏值硬看下去。
很快,鳩山也看不懂了,他雖然極力維持出一副我藝術情操很高能夠欣賞的模樣,但還是慢慢的找處長談話,小聲交流。
這正合處長心意。他也看不下去。
不要以為大佬們天天下大棋,就愛看文藝片——文藝片真的是很小眾的一個類型。
就不喜歡看文藝片,他最愛的片子是《精武門》,是的,就是李小龍的《精武門》。
後人回憶,起碼把這一部片子看了兩遍以上,其中一次看到片中,李小龍一腳踢碎“東亞病夫”的牌匾,高興的鼓掌大笑:“李小龍真是個英雄!”
電影放到方和尚出場,驚鴻一瞥的時候,影廳響起熟悉的感慨聲。接著不由自主的鼓起掌,連兩方的大佬也不例外。
他們不斷的在熒幕上和現實中看方沂的臉,連國事也停住了半分鐘沒有談。
方沂聽過很多次掌聲,但這次最為特殊。
片子放完之後,大家都覺得和以往的參展電影不一樣,但仔細想,說不出什麼不一樣,隻是本能的與他們想象的中國電影不一樣。
他們期待的,是一種國內特有的鄉土農業社會的電影劇情,讓他們可以憐憫,甚至獵奇的去看待。這是真實存在的審美,而且是強加給我們的審美。
而影片結尾暗示新時代的不同民族已經不再有仇恨,而是團結在一起。這讓國外影迷們不大習慣。
國師的片子《一個都不能少》片尾,因為有升國旗唱國歌的鏡頭,帶有明顯的祝福和希望含義,認為是在諂媚於政治,於是被戛納拒之門外。
老謀子氣得給評委會主席吉爾·雅各布寫長文,並把兩部片子《一個都不能少》和《我的父親母親》全部從戛納下映,宣布和戛納“決裂”,至今也沒有再參選過。
要知道,國師是戛納的嫡係,他來戛納,是有專車接送,把他當國際大導看待的。
鳩山是抱有目的來搞電影外交的,他自然不會批評方沂的價值觀,但還是道:
“這和我以前看到的參選電影不一樣。”
“是啊,的確是不一樣。”
處長也跟著感慨,意味深長道,“不一樣了。”
待鳩山走後,這臨時組成的小團隊自然要解散掉,處長對方沂道:“你也看出來了,他既然要頒獎,就不可能頒給其他人,你好好準備獲獎感言……我在東洋呆了很長一段時間,從來沒有看過年輕人受到追捧,希望你可以再接再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