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張儀謀在電影改編的時候，就明顯照顧到了觀眾的情緒，把悲痛的結局終止在鳳霞之死上，讓觀眾在蘊含希望的同時，也有時間和經曆，對稍早之前的悲劇進行反思。
而反觀馮曉剛對《溫故一九四二》的改編，密集地展示悲劇，唯恐觀眾不能在短時間內接受這些悲慘的事實。
在電影院內，把悲劇強迫地灌輸給觀眾，而不予其反思的時間，將故事片拍成了教育片，於是這部電影隻好在優裕的時間裡慢慢欣賞和回味，而不宜在電影院裡觀映和咀嚼，因此它的叫好而不叫座本來就在情理之中。
最後，從人性上說，對人性的徹底否定，隻能引起觀眾的反感，作為一部文學作品來說，可以大量描寫非常時期的人性之惡，因為文字可以通過間接的語言蘊含褒貶，帶動讀者對具體的曆史環境和曆史人物做出客觀評判。
但對於一部影片來說，沒有純粹善良的真實人性展現，無疑是十分吃虧的。在整部影片裡，沒有一個道德化的人物。
比如瞎鹿為了糧食偷偷賣自己的女兒，拴柱以兩塊餅乾為誘餌，目的在誘奸東家的女兒。花枝之前不為了糧食順從少東家，之後又因兩塊餅乾而稱願跟栓柱睡覺，似乎隻是因為當時的饑餓程度還不夠，老範這個人物戲份最多，實際上最平麵，他的性格像一張白紙。
總之，沒有一個人符合道德的要求，這可能是非常時期的事實，曆史應該如實地記錄，也可以這樣真是的表達，唯獨故事片做這樣的展現，是非常不明智的舉措。
因為觀眾對於故事都具有良好的期盼，把這種期盼打碎，無疑是同觀眾的情感認同為敵。
歸根結底，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馮曉剛就是太不拿觀眾當一回事了。
之前在和媒體的對話中，馮曉剛在回答《一九四二》為什麼叫好不叫座的時候，就曾說過：“觀眾不是我的上帝！我拍電影從來沒有媚過誰，覺得有意思，想拍就拍。觀眾和導演是朋友的關係：我拍電影給大家帶來笑聲及愉悅感，觀眾給我信任感，是平等關係，沒有誰必須要買誰的好。”
這種論調無疑錯了，因為導演一定指盼觀眾的票房，但觀眾不一定非看導演的作品不可。
《一九四二》就算拍的再好，觀眾們也沒有非看不可的義務。所以馮曉剛在“賀歲檔”的時段，用血腥挑戰觀眾的底線也好，製造徹底的悲劇也好，不給觀眾以人性的希望也好，看上去是他的硬氣，實際上卻是置自己於觀眾的對立，最終一賠再賠。
宋錚今天過來，本來沒想著幫馮曉剛分析，《一九四二》為什麼不討觀眾的歡心，可既然他問了，宋錚又是個直腸子，也就知無不言言無不儘了。
話說完了，宋錚是痛快了，馮曉剛卻陷入了沉思。
過了好半晌，馮曉剛抬起頭來，看著宋錚，突然笑道：“真是沒有你看的明白，路TM走歪了！”，找書加書可加qq群9528685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