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疆的對越廝殺，正處於激烈膠著。
北國的京城卻絲毫感覺不到那種緊張。
或許最能讓部委官員們直觀受到的影響，就是隨著國家決定撤軍控製戰爭規模、把一些鷹派人設的人才，從外交部下放到了其他外事部門。
長安-街上，一機部辦公大樓內，外事局局長辦公室。
局長同誌扶著黑框眼鏡、端坐在辦公桌前，拜讀周部長讓秘書轉發的一份報告。
打報告的單位正是錢塘製氧機廠，內容也正是顧驁指點陳思聰寫的那些。
周部長轉發之前，圈閱了兩句話：“在國家專心經濟建設、縮減軍工訂單的困難時期。外事單位應積極協助企業、尋求對外技術合作、及軍轉民應用場景。在不違反國家敏感技術出口的前提下，最大化創造經濟效益與出口創彙。”
這個圈閱，說明周部長已經結合中央精神，準備在這一塊立典型了。
周部長在部裡根深蒂固，1952年國家建部時，他就是部裡的一位局長了，此後近30年一直在部裡工作，在部長位置上也乾了十幾年。所以大家都習慣了絕不質疑周部長的決定。
改開初年，百廢待興，具體到國家的機械工業領域，政績主要有兩塊：
第一塊就是傳統的民用科技逐步發展、實現更多產品的國產化/自給自足/出口創彙。
這塊工作非常繁雜，體量也大，等閒弄出上億美元的額外出口額，在一個國家部委的層麵，也很難算突破性的政績。（當時國家一年的外彙儲備才不到十億美元，每年外貿收入大概二三十億美元。到80年代末這個數字大概可以漲10幾倍。）
第二塊，就是軍工訂單的轉民用、以及去敏感後謀求對外出口合作。如果是擱在兵器工業部（60年代叫三機部），這塊工作是絕對的重中之重、是主流。但一機部沒有那麼多涉軍技術，體量相對較小，工作任務也輕一些。但如果想樹典型，依然是很有看頭的，是個出政績的好地方。
局長感受到了周部長的決心，他自己也就充滿了乾勁。
“讓小包來見我。”他讓秘書打了個內線電話。
不一會兒，包丞丞就到了。
“局長，您找我？”
局長隨和地問：“錢氧這幾份報告的可行性，你怎麼看。這廠你應該也熟，當年我就帶你去過。”
包處長顯然是提前知道陳思聰會上書，所以預習研究過了，了解得挺透徹：“我覺得可行性很不錯，但有些風險也不能不考慮，具體操作時應該注意回避。”
局長順勢追問：“怎麼說？”
包處長抖擻精神：“製氦機目前有美蘇德法四國能造，去掉蘇聯人不進入西方市場，我國也隻能算是第五。因為不了解外國人的技術秘密，我們無法準確評估錢氧新搞的‘膜法製氦’技術究竟是‘填補國內空白’，還是‘國際領先水平’。
而專利申請是要費用的，把一組新的方法發明妥善保護起來，在西方主流國家，大約需要數萬美元的法務成本。一旦申請成功後，每年還有數千美元的年費。
同時，資本注意國家的專利製度，都是本國保護製，也就是在一個國家申請、隻在這一個國家受保護。我跟錢氧的同誌稍微算了一下，即使隻在美法德日這些國家申請，前期法務成本可能是20萬美元、以後每年交大約3萬。
如果交滿20年，未來的總法務開支就是80萬。一旦這個技術最終的創彙前景不能遠遠超過80萬美元，部裡就存在外彙虧空的風險。”
局長皺了皺眉，在心中盤算幾秒，問道：“目前賣給紀念堂那套製氦機，售價是多少？”
包丞丞中肯地答道：“那個才賣了200多萬，人民幣。不過這價格作不了數的，不但研發成本一點都沒攤銷進去，連人工、管理都沒算，基本上就是個材料錢——
這種工程，都是半賣半捐、沒人敢賺錢的。如果國內會有平等的單位，在商言商想買，我覺得賣五六百萬人民幣沒問題。”
（ps：這個行業離生活比較遠，大家對價格不容易有概念。我舉個例子，80年代杭-州這邊市級醫院如果自配小型製氧站，大約是40萬人民幣一套。能耗很不劃算，製氧量也就夠醫院自己用，好在還能同時提供醫院需要的液氮。
如果是鋼鐵廠要吹氧，至少幾百萬。製氦機同等規模比製氧再貴上十倍，空氣分離類設備大致就是這個價位。）
“中型製氦機六百萬人民幣一台，如果按照黑市彙率算，也就70萬美元。按照25%毛利，至少要賣出4套，才能做到人民幣結算不賠、淨創彙300萬美元。”
局長心中暗暗算了一番，不過並沒有說出來。
如今為了國家顏麵，官方的強製結彙彙率是很高的，1美元還換不到2塊人民幣。
但外國人是絕對不會按這個彙率來換的，實際黑市上的彙率大約在1比8~10之間波動。
“小包，有沒想過風險回避的法子？”局長皺著眉問。
包處長腎上腺素分泌微微提升，吸了口氣，說道：“辦法倒是有，就是不知道政策上……”
“先說來聽聽。”局長很有魄力地鼓勵。
“就是先派人去香江，找找看有沒有提供國際法務代理的律師事務所/知識產權代理公司，讓他們風險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