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娜的酒廠，去年你給她作價30萬人民幣，白打了個廣告吧？電視機怎麼也高端一點，我可以想辦法決策，到時候拿出50萬打廣告。不過，你有性價比高的作品媒介推薦麼？”
顧驁循循善誘地說：“引進火爆電影、貼片廣告的機會不是每年有的，而且這門生意已經不讓做了。但我有更好的辦法，並不是所有廣告，都要嚴格遵守傳統的嘛，你做一點好事，讓電視台，甚至是大量報紙媒體報道你，一樣能起到廣告作用，甚至更大。因為你是第一個這麼乾的。”
“有點兒意思，說清楚點。”韓婷也非常乾脆利索，她隻要聽從了顧驁的計策，從來都是不墨跡的。
顧驁終於露出了賊笑：“我建議你，拿出個成本50萬左右的產品、毛利報高一點，虛稱100萬，然後找幾個鐵路局捐獻出去。就當是豐富人民生活、讓更多老少邊窮人民能看到新聞連播、幫助宣傳國家開放成果。
具體監控方法嘛，你可以指定用途，讓各大鐵路局彆把東西弄到領導家裡，而是確保裝到各個地級市火車站的候車大廳裡，甚至門口。裝好後，要求有關部門拍幾張實際投放狀態下的照片回來。”
顧驁的說法，已經可以儘量防止截流挪用，如今的人思想至少比20年後純潔些，膽子也小。外商戴帽子過來的物資，敢明目張膽截流的不多。
就算有，隻要是少數，顧驁也認了。
因為這幾十萬花下去，絕對比正兒八經渠道的廣告，效果要好得多。
各地報紙肯定也會作為政績瘋狂吹噓的，比如“我市火車站惠民項目如何如何、與民同樂如何如何、送電視下貧困市如何如何……”
如今的地方新聞本來就少，記者們都愁沒大事兒填滿格子呢。
韓婷暗暗覺得不錯，卻也嗅到了一絲陰謀的味道：
“辦法是不錯，但怎麼總覺得你另有企圖？你小子不會連我都算計了吧？不然你都把漢樂的股份拋給我了，還幫我出謀劃策？”
顧驁也不想瞞著韓婷：“我確實也有一點點私心，但總的來說，絕對是你得到的好處多——我是覺得，暑假結束之前，我投資合拍的《滬江灘》，就要在內地上映了，首映看到的人民太少，我也覺得惋惜嘛。能讓更多偏遠貧窮地區的人民豐富精神生活，這總不是壞事吧。
而且我有自信，央視在看到我的節目的收視率、尤其是在社會上引起的反響、讀者來信數量，肯定會多重播幾次的。”
顧驁雖然有搶占空白品牌心智的想法，但畢竟是做了好事，各方都撈了好處。
至於央視“看到收視率”後決定多重播，隻是顧驁隨口說的。
如今央視不管放什麼東西，隻要是黃金時段，收視率70%以上都是輕輕鬆鬆，凡是有電視機的，幾乎沒有舍得不看的，節目再爛也看。
所以決定重播的最主要因素，還是觀眾的來信、來電這些反饋。
韓婷斟酌再三，終於決定采納。
她也一事不煩二主，直接讓顧驁給她說些操作層麵的細節。
顧驁一邊回憶著前世看的堀北真希《烏梅醬先生》、結合如今的切身體驗，分析道：
“要在站前廣場和候車大廳裡看電視，區區十幾寸的屏幕，讓人隔著幾十米圍觀，根本看不到什麼。電視機尺寸再大也也沒用，充其量隻是一個影影綽綽的印象。
所以關鍵是要給電視機配很大功率的音響，而且最好分不同位置放好幾個。靠bgm和台詞來讓觀眾感受氛圍。
說白了，還是免費廣播時代的傳媒套路，隻不過比廣播稍微多了點輔助腦補的提綱性畫麵。畢竟視覺信號的共享性太差了。不如大功率喇叭，隨便一吼讓整個體育場幾萬人聽見都很輕鬆。”
“行，這事兒我下個月就開始操辦。”韓婷也是懂點兒宣傳理論的，聽了深以為然。
這也是為什麼明明30年代電視在西方就出現了，卻整整20年都沒能成為大眾傳媒和宣傳工具、羅斯福和希特勒仍然在借助廣播——因為廣播是對受眾富裕程度門檻最低的宣傳方式，哪怕赤貧的乞丐，在街上一坐，照樣能聽到總統的“爐邊談話”或者元首的“意誌勝利”。
同樣的，很多人恐怕都沒想到，一直到1985年為止，其實全中國合法收入最高的文娛傳媒演藝界人士，是說書的單田芳老師。
人家早在1962年最困難的時候，還沒上電台，光靠小場子走穴就能賺四五千一個月，有十幾塊勞力士手表。79年後上了電台，按收聽率有獎勵，更是一發不可收拾。
雖然當時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給出的收聽率獎勵極低極低，但架不住最後統計上來有6億人收聽。（當時電台沒那麼多節目，會輪播。所以重播的時候你還開著收音機，會被統計兩次。這是算法導致的水分），找書加書可加qq群9528685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