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並非太子的普通王子，如果在平時夜闖宮廷想要求見父王，那肯定是不會被侍衛斬殺的。
可是，如果他是在皇帝有可能病重駕崩的那天夜晚，突然非宣召強行入宮，那就很有可能被神經過敏的禦林軍擦槍走火乾掉了。
鬨明白了近期的很多看起來很不專業、情緒很不穩定的毛子方麵國際應對手段、加入了“因為緊張而情緒不穩定”這個變量後，很多局麵都豁然開朗。
基辛格或許是美國暫時唯一一個看出這個關聯的人，當然並不是一直唯一——至少他現在已經告訴了關門弟子顧驁，想借助顧驁的腦子快、經常有真知灼見，跟他一起參詳一些可以利用這一點的秘密外交預案出來，看看能不能利用這個認知為小團體利益謀一些好處。
當然，以基辛格的估計，最多一兩個星期，如今的正牌國務卿舒爾茨肯定也會反應過來，然後再不超過一周，就會捅到李根總統那兒去。
基派勢力要想證明其在美國對外事務上的常青樹價值，就要打這個時間差，先做出一點成績來，然後一旦總統需要，或者總統剛剛醒悟過來，就瞌睡送熱枕頭，把總統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這樣聖眷就更加鞏固了。
基辛格與顧驁，開始各種推演，把之前論文課題提到過的各種可能性，都做上對應預案，尤其是按照“蘇聯人如果情緒一直不穩定，還有哪些地方有可能出現此前沒想到過的新情況”這一大的思想脈絡往下推演揣測。
這種事兒是非常費腦的，連續十天的緊張學術操盤，顧驁都是在基教授的授意下，撥一撥動一動，隻執行，不天馬行空，不負責設想新的假想敵，把教授布置的方案都做了。
時間很快推進到了10月中旬。
“格林納達如果出事兒，你這個快速反應方案不夠完善。從尼克鬆開始，我們供核檔的總統都已經習慣了每次要聽‘上中下三策’的彙報，然後選一個。你直接給他一個方案，總統會不滿的。”
這一天，在基辛格的辦公室裡，基辛格對顧驁拿出來的最新快速響應應對方案，提出了修改意見。
修改意見還不止一處：“這個阿根廷如果被蘇聯人扇動、出現變故的應對方案，也不行，備選項不夠多。”
顧驁摘掉眼鏡，揉了揉鼻梁，一邊裝累，一邊不著行跡地心機：“教授，咱都是自己人了，你應該知道我這幾天多辛苦，幾乎是不眠不休了，那種注定要被否掉的陪襯方案，何必讓我來想呢，你隨便找個人，或者是阿卜杜拉學弟，或者彆的可靠的誰，搞定不就好了，反正總統先生不會用的。”
基辛格歪著腦袋想了幾秒鐘，也注意到顧驁智力快被榨乾了，選擇了“掐頭去尾脫敏後，放手外包”。
他跟顧驁剛才的這番交談，言語並不多，但並非外交專業、或者對美國高層深有理解的人，是聽不懂的。
這裡就得提到後世基辛格回憶錄裡的一番論斷了：從尼克鬆總統開始，因為尼克鬆跟東方智慧交鋒了一段，回來之後，就喜歡上了學中國古代兵法那樣，軍師出謀劃策一定要給主公“上中下三策”的選項，然後總統隻負責拍板。
原先的美國總統，也希望下屬彙報工作的時候，多給點分析選項，但沒這麼硬性。而尼克鬆從中國回來之後，這幾乎是硬性要求了。
這就導致很多幕僚工作量大增，後來也就隨便給很不靠譜的備選方案，滿足總統的“甲方情節”。
基辛格在他的回憶錄裡親筆寫道：“有些安全和國際關係幕僚摸清了總統的脾氣後，就往往這麼乾：a方案是他真心想讓總統采納的方案，而b方案和c方案根本就沒想過。
總統非要3個，那麼幕僚就臨時想‘b方案就是直接跟蘇聯人打核大戰同歸於儘’，‘c方案就是直接認慫，承認蘇聯人擁有領導世界的權威’，最多再描述言語上稍微修飾一下。他們明知b方案和c方案就是用來滿足總統的甲方拍板欲，絕對不會被使用的，所以再荒唐也無所謂。”
這樣，總統幕僚和顧問們的形式主義工作量就大減。
基辛格本人，當年在這個曆史節點上，正是從尼克鬆的國家安全顧問，轉崗到國務卿位置上的，所以他對於這種事情是最有發言權的。
尼克鬆之所以最後出了“水門事件”，也是因為手下一個“明顯用來陪跑的荒唐備案”居然被真的執行了，然後就鬨大了——事實上，尼克鬆當時根本沒有從竊聽民豬檔的事兒裡，獲得任何競選優勢，他也完全不需要刺探，都能清白選上總統。
所以說，“甲方為了顯示自己權威的選擇欲”，有時候是多麼害人害己。萬一你腦抽選中了一個乙方就是隨便設計拿來陪跑的方案，最後就哭去吧。
基辛格如今還知道，儘管中間被卡特間隔了四年，但李根上來後，供核檔係的總統，在國際關係問題決策領域，幾乎還是沿用了尼克鬆“一定要彙報上中下策”的辦事習慣。
隻有遵照了給上中下策辦事風格的顧問，才會得到總統的賞識。
如果很強勢，隻給總統一個選項，逼著總統按你的思路執政，那麼這個顧問很快就會被認為是“試圖操縱總統”而失寵。
怎麼說呢，這也是人之常情。哪怕到了唐納德時代，人家號稱沒有“圈內人的官僚氣”，可如果班農真要搞“隻給總統一個選項”，還不是要乖乖失寵被踢出白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