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都以為，阿紐扯皮的關鍵節點在阿紐雙方本身。
殊不知，眼下最頭疼的決策暴風眼，以及最需要追究責任的點，卻是在萬裡之外的美國，華生頓，白宮橢圓辦公室。
“魂淡！誰讓你們指點加爾鐵裡的人這樣搞事情反擊阿左的？現在鬨到這麼大，連紐西蘭人都被牽連了！真是大水衝了龍王廟！”
總統先生剛剛在專線裡秘密挺了阿根廷人，給他們吃定心丸。
不過電話剛剛掛斷，總統先生就變了一張臉色，開始斥責自己下屬那些人的無能亂來。
從舒爾茨國務卿，到威廉.克拉克顧問，都感受到了壓力。
“總統先生，確實是我們在核實對外策略、以及給cia的授權的時候，審核上有些魯莽了——當時決策太倉促，而且允許一線人員‘便宜行事’的備選方案看起來又不夠傾向性明確，所以造成了這種情況……”舒爾茨國務卿委婉地道歉。
相比之下，事不關己程度略高的威廉.克拉克，說話就比較陰了：“我覺得，事情的成因還是交叉審查製度的漏洞——跟十年前水門事件發生前，‘竊聽’這種方案之所以會通過，是一個原理。”
克拉克一提到“水門事件”，總統先生的臉都綠了，惡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雖然總統知道這事兒不怪他，因為出問題的預案，是舒爾茨的幕僚提供的。
舒爾茨強忍著不快，卑躬屈膝地解釋：“事情已經發生了，幸好布列塔尼亞人和紐西蘭人也不知道是我們的疏忽導致的，這事兒就以‘防止蘇左擴散’的大義名分為由，靠美國的威望強行壓下來吧，就逼著紐西蘭人認了這個啞巴虧。
同時，我們也確實需要反思一下，在溝通和傳達環節過多的行動上，給這麼多模棱兩可的便宜行事指示，是否會帶來更大的係統性風險……”
舒爾茨此時真是懊悔得要死。
他完全知道，如果當初他不是那麼急著在總統麵前顯示自己的“先知先覺”，剛拿到基辛格送給他的妙計後，第二天就要把“乙方陪跑方案”補齊、並送呈總統顯擺的話，他完全是有時間，慢慢把陪跑的中策下策做得更完美的。
可惜，他貪了這個立功的時效性。
他太想在總統麵前證明自己的先知程度了。
他的幕僚也上行下效，好心辦壞事，把一些不夠明示的中策下策混了進去——舒爾茨事後複盤，據說他的幕僚還貪省事兒直接抄了基辛格帶的研究生、約旦王儲阿卜杜拉的一些廢棄草稿。
這事兒肯定是賴不到基辛格頭上的，因為基辛格正式秘密遞交給舒爾茨的方案，是不包含這些內容的。基辛格自己留了證據。
明說了讓你彆抄作業，你還抄，還抄錯，這總不能怪丟作業草稿的人吧。
最可怕的是，這裡麵一直到執行層為止，有太多的單線聯係了——國務卿的方案，總統接受之後，並不是國務卿的人執行的。
海外扶持和搞事情，那是cia的人乾的。
單線聯係的好處，是一旦出現叛徒，或者有某一個環節被敵人抓住，泄密的範圍會儘可能小。
但壞處就是，傳遞過程中一旦出現走形，很難追溯和及時發現——因為這是不允許越級上報，的不能說科長覺得處長給他的文件指示有點奇怪，就越過處長直接問局長的。
與網狀結構相比，單線聯係的容錯率太低了。
低容錯率，倉促決斷和動手，還不讓你抄作業非要抄，出問題就是大概率了。
總統最後追查下來，舒爾茨國務卿算是大功微過——畢竟幫總統快速解決了格林納達，還扼殺了阿左被毛子滲透的風險。
隻不過用藥太猛，不講究藥性的君臣調和，所以出了點副作用。但副作用是疼在小弟身上，美國人內部問責一下，對外咬死不鬆口，蠻橫一下，也就是了。
威廉.克拉克算是小功無過，執行層勤勤懇懇。
洗得最白的是基派勢力，因為舒爾茨那兒隻要出事兒了，總統肯定會刨根問底，自然會輕鬆發現，原來“最完美的兩個a方案都是基辛格提供的”，而“陪跑的兩套b方案和c方案，都是舒爾茨的幕僚湊數的時候鬨的麻煩”。
這樣一來，就更顯基派的英明先知。
偏偏舒爾茨還不能恨基辛格，隻能恨自己的幕僚不爭氣，基辛格給你好牌你都自己打爛了。
11月下旬，基辛格再次被總統召入白宮，痛心疾首地“可憐夜半虛前席”，問了好久的計策，似乎還想把“尼克鬆三策病”怎麼根治的藥方都給問出來。
具體的交談經過，那是美國的國家機密，這裡當然不知道了。
最後，反正是基辛格沒想再出山直接蹚渾水，婉拒了。
還撂下一個觀點：您是演員出身的總統，從政經驗原先不夠豐富，您任期內是不能放棄“三策病”的。
潛台詞就是：演員總統缺乏自己的觀點和判斷經驗，還是多聽一些吧。哥就是因為知道你這種人不能隻聽一方，改不了的，所以不想直接給你效力，免得吃力不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