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很美好，現實很骨感。
翁明理——嗯，也就是那個被顧馳勉為其難稱作“翁叔”的家夥——第二天到了生產隊，就想兜售他那套“捏得越久越值錢”的理論。
無奈，其他隊員並沒有他這種多年與國家鬥爭的經驗和眼光，對他的說法不屑一顧。
今年，是“生產隊”這種組織形態大規模存在的最後一年。因為“社隊企業”就是在今年改名叫“鄉鎮企業”的，各地的生產隊，也會陸續按步驟改名叫“小組”，隻不過改名的工作量比較大，上麵給的期限是年底之前陸續改完，留了點過渡的緩衝期。
以後再發的戶口簿身份證上，寫的就都是“某某村某某組”了。
具體的對應關係，大致是公社相當於鄉，大隊相當於村，隊相當於小組。
有支書的最低一級是大隊，也就是村。而隊/組裡就隻有正副隊長，沒有樞機了。當然會計、出納這些基層工作人員還是有的，不過這些不算乾部，也沒有級彆。
為了推銷自己的理念，翁明理優先找了生產隊的隊長。
“吳隊長，我看昨兒個村口貼的征地勘察通知不靠譜嘛。我特地找人問了一下，聽說還要建無塵車間，工人進出都很麻煩，這擺明了是要搞自動化的，解決不了村裡多少人就業。
而且我看了通知上，那廠子也用不了整個村的地皮，最多占一個組搞成園區和宿舍，其他還是要等市裡未來規劃的。不如咱捏著再等兩年，說不定以後更值錢。”
然而，吳隊長還沒說話呢，旁邊的生產隊出納、一個中年婦女就懟了他：“姓翁的你算什麼東西？你又不是本村土生土長的村民！十幾年前犯錯誤插過來的、還要分隊裡的地，你還好意思指手畫腳！”
人口密集的省份，農村本來就是人多地少，所以當年對於插隊的知青來混飯吃就已經有些意見了，對於那些故意犯錯誤丟掉工人身份、懲罰性成為農民的，那就更沒好眼色了。因此這些年來，本地土生土長的淳樸農民，也是挺看不起翁明理這種人的。
大夥兒也知道，當初他就是為了抗拒去三線，故意犯錯誤被開除、騙取農民身份的。這年頭大部分淳樸農民思想覺悟很高，自然要鄙夷這種行徑。
當然另一方麵，也是因為這個翁明理在隊裡屬於比較有錢刁鑽的能人，淳樸的村民嫉妒他，那也是有的——今年國家徹底放開了鄉鎮企業的管製，可以地方上自由發展，隻要集體本身說了算就好，所以其實鄉鎮企業是84年國內路子最野、最有活力的一類經濟體之一，僅次於個體戶。
打個比方，國企也好、城市裡的全民辦集體也好，如今發獎金、搞激勵還是比較收斂的，不好推崇狼性，也不好唯業績論。可是在很多批了鄉鎮企業外皮的企業裡，就不存在這些顧慮了。
比如魯爺的萬向集團，如今就還隻是個鄉鎮企業性質的承包企業，人家的銷售激勵就非常有體係。
在其他國企、全民辦集體的銷售部門還跟采購部門統合在一起、叫“供銷科”、坐在辦公室裡等訂單從天上掉下來的時代。萬向的銷售部門已經獨立出來了，跟采購劃清界限，然後跑市場的激勵非常豐富，提成製度也都敢實施，銷售員一個個打了雞血一樣。
翁明理這個村子，今年也順勢搞了個村辦企業。
在吳越之地，農民也是腦子比較活的，所以自留地肯定不會拿來種糧食，連自家吃的蔬菜也很少種，大多喜歡根據市場行情種經濟作物，看什麼賣得貴種什麼，寧可菜不夠吃再花錢買——
這也沒什麼稀奇，明朝的時候吳越農村就這麼乾了，人家不講究“自己吃的一定要自己種”，隻講究種貴的賣出去、要吃啥再花錢買，商品經濟自古很發達。無非是計劃經濟幾十年，反而比古代保守了。
翁明理所在的這個村辦企業，是做炒貨堅果加工的，核桃香榧筍乾什麼的都做，偶爾也炒茶葉，算是專業比較對口了，把本村村民自留地產出的的副產品深加工一下，好賣得更貴一些、同時也便於儲存遠銷。
而翁明理因為本來就是腦袋係在褲腰帶上、犯慣了錯誤虱多不癢的人，頗有幾分混不吝的膽子。所以村裡的炒貨廠一開張，他就去應聘了跑業務的，本市臨市各地供銷社亂跑、給人遞煙遞酒拉業務關係打開銷路，賺了村企不少銷售提成。
至於分配給他家承包的地、要上繳的糧食份額，當然是再花錢雇個鄰居來種了。
這樣的人當然是被其他老實巴交的村民嫉妒在心了，覺得他就是個刁鑽之徒，當年就不響應國家號召，鑽了15年的空子還不消停。
今天來挑唆吳隊長，肯定又是想拿隊裡的利益為他個人謀好處、把大夥兒當槍使了。
翁明理討了個沒趣，幸虧他臉皮厚，依然變著法兒勸說：“吳隊長，我這可是為了大家好！”
吳隊長也聽了副隊長和會計、出納的勸說，對翁明理冷冷地說：“你省省吧，誰不知道你是拿著跑業務的提成拿爽了，不在乎外資企業進廠招工的名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