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爾定被揪出來的原因，主要是因為他解放前夕去過一次台灣，何用仔細分析，更不能聽信他的狡辯之詞，他當然非叛即特。我以為比之於我的資本家出身、政治課“放毒”以及“妄圖混入紅衛兵組織的政治扒手行為”，他要卑微得多，而“小將”們竟喪失了正常的判斷力，指定他來當勞改隊的隊長。
我們有幾天的勞改項目是掏糞、挑糞。馮爾定是個五十歲的胖子，一身囊肉，他挑著木頭糞桶的那副喘籲籲的模樣，真賽得過基督受難圖。但是他是隊長，焉敢懈怠？每回他總是掏個滿桶，咬著牙，腳下絆蒜地煎熬著挑往曬糞池。不過馮爾定很會收買人心，就是彆人挑多挑少他一概不管，除非明顯偷懶，停止乾活，他才四外望望，提醒你“乾吧乾吧”。這麼乾了兩天，晚上回到我們住的破房子裡，眾牛鬼蛇神不免對他有了恭維感激之詞。馮爾定聽著這些諛辭，盤腿坐在炕上抽著大粗葉子煙，麵上居然頗有得色。我能生動地回憶起他呼出的煙霧灌進我鼻子裡的那股辣味，這種辣味使我對他非常仇恨，因為他雖然白天難受，晚上內心裡卻能取得一種慰藉。我當時內心裡卻缺少這樣一種慰藉。不知為什麼，我的罪名相比而言比眾牛鬼蛇神都輕，而我在牛棚中的處境卻比他們都慘——慘就慘在幾乎沒有一個人主動跟我交談。
每天晚上臨睡前我們照例要開個認罪會，這時候“小將”們紛紛來聽，偶爾也能拉來幾個貧下中農代表。認罪會的開法是每個“牛”先自述罪狀，然後大家評論認罪態度是否合格；這兩天裡馮爾定的認罪詞不過還是那麼一套，但大家竟紛紛說他老實、誠懇，我望著他那副垂下眼瞼的模樣，心裡隻罵他奸猾，但是我也不願戳穿他的伎倆，因為倘若第二天“小將”真來檢查每個糞桶裝糞的情況，對我也並無好處。“小將”逼我對馮爾定的認罪發言表態，我一本正經地說：“馮爾定的發言我認為不夠老實，辜負了小將們對他的信任……”但是我的發言還不足以使“小將”們撤掉他的隊長職務。
第三天，把馮爾定拉下馬的機會竟從天而降——一陣風，把一角破報紙吹到了他的糞桶中，我素來眼尖，立即看出那角報紙有好大一幅領袖頭像；當時我和他正並排撂下糞桶，在運糞的中途歇肩。恰巧兩個“小將”從我們身旁走過，我先咳嗽了一聲，引起了他們的注意，然後便一個勁地給他們使眼色，兩個“小將”先是莫名其妙，緊接著便循著我的眼色去看馮爾定的糞桶，他們立即便看出了那“現行反革命”的罪行，於是便喝問起馮爾定來，馮爾定一開頭怎麼也沒明白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所以雖然無意頂撞，也不免反問了若乾句話——最後他終於搞清楚發生了什麼事，便一再解釋說：“實在是沒注意——肯定是剛才一陣風吹進來的！”兩個“小將”自然轉而問我，究竟是不是一陣風吹進去的，我賭咒發誓地說：“沒看見風有那麼大的本事……”“小將”們便不再細細盤問，立即把馮爾定扭送到了場院，召開了批鬥大會，批鬥他的“現行反革命罪行”，我心想一不做，二不休，便站上前去，聲嘶力竭地揭發他平時就有用帶領袖像的報紙卷葉子煙的罪行，同時用推測的語氣說：“那準是他兜裡掏出來，故意扔進去的……”
馮爾定這下垮了台，當晚“小將”們宣布了我任隊長職務，我心中充滿了狂喜與滿足。奇怪，對馮爾定的墜落，我竟比對陳茂生和許薇玲的沉淪更為解恨。
4
我是個**員。這個事實今天想來連我自己也啞然失笑。我是反右鬥爭勝利結束時入黨的。有時候**會發展我這樣的人入黨，並且同時會將陳茂生、許薇玲推至“反黨”的死角，這的確很值得真正的**人仔細研究：為什麼？怎麼辦？反正我也是快死了，我說實話——我入黨的目的就是為了證明自己比非黨員強。
一九七〇年，我在整黨中恢複了組織生活，並且由於種種因素，成了學校革委會的副主任，但是不久就進駐了工宣隊，工宣隊長兼上了革委會的主任。那位工宣隊長名叫白春富，是個十足的活寶。我恨他，因為他處處不如我，卻反而當了一把手。他原是一九五八年老高中落選的初中畢業生，是那個年月裡最讓人瞧不起的次等貨。他在煤廠當過一段臨時工，每天坐在樹墩子上劈劈柴，後來總算混進了國營工廠，在廠裡是個有名的痞子。史無前例的運動一起來，他成了造反派頭頭，派駐工宣隊的潮流一到，他大搖大擺地來到了當年沒能考上的重點中學，坐上了相當於校長的交椅。他內心的那種滿足感與報複欲，大概唯有我能最充分地理解。
白春富最愛向全校師生或全校教職工訓話。每回上台，老是他在前頭走，我在他左右側跟著。他梳著個油亮的大背頭，時值初冬，總愛在小棉襖外頭披著個短大衣，一上台他便兩肘朝後一擺，兩肩隨之一聳，於是那短大衣便飛落下來——回回總是恰落於我的臂彎之中。每次當這一刹那，我就有一種當場把他打殺的**在胸中蠢動，但是他若回頭對我一瞥，保管可以看見我臉上掛著一副謙和熱情的笑容。
白春富的笑柄很快就湊足了一打。比如，他在寬嚴大會上威風凜凜地吼道：“我們的政策很明確，就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這六個大字！”又比如他深入同學中“做深入細致的思想工作”，示範性地進行“談心”時，會問出這種問題：“啊，你哥哥是汽車司機，你們倆是他大還是你大呀？”慶祝建軍節的大會上他親自領呼口號，“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這個口號，他總愛拆開了領呼，並且常常撇掉下句，人們猶豫著不敢跟呼，他便吹胡子瞪眼，責問人們是什麼感情？！於是會場上便時時發出“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這樣的齊呼聲……
我和白春富的明爭暗鬥很快便白熱化了。在這場衝突中，我欣喜地發現，群眾的同情與偏向往往都落到我這一方。我既然無法從政治上與白春富抗衡（他是無產階級，我畢竟得算接受再教育的一員），便千方百計從生活問題上入手去將他的軍。
一個大雪紛紛的夜晚，我得知白春富跑到一位單身女教師宿舍中“做思想工作”，便躡手躡腳地走到宿舍的窗外，蹲下來偷聽他們在屋內的談話；寒氣凍得我耳朵發麻、雙腿變僵，但是我卻充滿了狂喜——因為我聽到了他們在打情罵俏；我利用工宣隊內部矛盾，找來了同白春富對立的兩個隊員，一齊闖進了那間宿舍，驚開了手拉手正待入港的一對寶貝。嘿，這一仗打得真漂亮！“***”倒台後，我得以當上黨支部副書記兼副校長，這場“路線鬥爭”的功績是一大緣由。
我的生活和事業（如果我有事業的話）都變得順利起來。但是我仍然時時苦悶、仇恨、憤慨。因為世界上竟還有那麼多比我強的人和事。我不放過任何把彆人成功和幸福毀掉的機會。舉一個小例子：前麵提到的那個許薇玲，曆經滄桑，仍然活著，還是教她的語文；她從各方麵來說都不是我的對手了，很難刺激起我的反應；但是去年元旦前我在她辦公桌上發現了一冊掛曆，大約是她的什麼熟人送給她的，印製得很精美，每月都是一幅名畫家的佳作；這就足以使我生出宋太祖滅南唐之意，我來回翻著，嘴裡嘖嘖讚好，手指頭狠命搓折；許薇玲一再地說：“你輕點，彆給我弄壞了。”我卻偏當沒聽見這話，到頭來我還是給那掛曆留下了幾個黑指紋印，心裡才舒坦一點。當我現在渾身的淋巴結裡都流竄著癌細胞時，我才敢於坦白出這樣的內心隱秘。我怎麼會是這樣的一個人？什麼理論能對我加以科學解釋？
記得我頭一回來醫院門診，檢查完我的肝功能時，意外地在醫院走廊裡遇見了一個人。她順下眼皮，打算從我身邊一聲不響地走過，我卻大聲把她叫住了：“隋逸文老師！”她隻好停步，臉上浮出一個淺淺的笑容：“啊，王思衍老師，您也來看病？”我望著她，許多年前在她家中的那一幕回到了我的心中，我細細地把她打量，發現她明顯地出老了，眼角掛紋，腮幫微垂，非常憔悴。我在這樣一個失去了魅力和競爭力的女人麵前，熄滅了一切欲念，我陪她坐在候診室等待叫號，溫和地詢問她的近況，為她那尖下頦的丈夫不幸去世而深深地歎息，完了還幫她排隊劃價、付款、取藥、送她到車站上車；她同我分手時，眼裡竟恢複了活潑的光澤，在一句話上竟至還笑出了聲來……我順著修剪得頗為美觀的林蔭道往家走，聽著馬路上自行車的鈴聲和汽車的笛音，不知為什麼湧出了一股子懺悔的感情……但是當我邁進家門，當老婆向我絮絮地報道各色消息，提及：“當年給你們打成右派的那個陳茂生，聽說已經平反改正，又回北京了……”我那醫院邂逅中形成的情緒頓時便煙消雲散，我想到陳茂生不管受了怎樣的折磨，畢竟永遠會比我小一歲，而且他聰明過人的特點肯定並未消失，我的胸膈便膨脹起來，借口老婆炸出的肉醬太鹹，我大大地發了一通火！
我啊我啊，我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5
我所嫉恨並且拉下來、打下去的人，他們又都鑽出來、站上去了。而我所新嫉恨的人，卻拉不下來也打不下去。去年區教育局派來個趙醒，他當校長，我算保留了個第二副校長的職務。趙醒原是某重點中學的副校長，老資格，又是個內行，生活作風上也無懈可擊，我對他隻有退避三舍。但是在某些問題上，我毫不客氣地同他鬥法。學校裡有個青年教師小聶，提出來要報考科學院的研究生，他支持，我就反對。不要相信我公開說出的理由，我反對是因為我怕小聶真的考上了，那他不是就比我更高級了嗎？已經高級並遠離我而存在的我可以不管，在我身邊的想要拔尖，那我非掐尖不可，這已經成了我的一種本能。
但是上麵有精神，這類事不能阻撓。那小聶不但報了名，而且在初選中入了線。有一天，趙醒去區裡開會，傳達室送來了科學院的公函，我拿過來一看，是通知小聶按期去進行口試。我略微想了想，便重新用“騎馬釘”把信封封好，然後，把那封信塞到了趙醒那張辦公桌和牆壁之間的縫隙中，使那信恰巧被夾住而不至掉落地上。趙醒參加的那個會要進行一周，他基本上不來學校，所以學校裡的一應大事均由我掌握。果不出我所料，兩天後，小聶找我來了，他一臉傻氣，兩隻眼睛閃著最令我不耐的聰慧之光，進得辦公室便問我：“老王，科學院給我寄的口試通知書來了嗎？”我故作沉吟地說：“我沒見著啊。你這事一直是老趙在經手，他接著沒有我不知道。”小聶有點沉不住氣，一張臉汗津津的驚奇地說：“我去問了人家招生辦公室，說口試有我，通知書寄給咱們學校了；我也往區裡給老趙打了電話，他說他沒見著通知，讓我問您……”我側過身去，拿起報架子上的報紙，冷冰冰地說：“我這兒沒見著什麼通知。”說完便看報紙，隻聽一聲門響，小聶沉重而急促的腳步聲漸遠，於是我噓出一口氣來，不知為什麼，忽然想沏上一杯釅釅的茉莉花茶，細細地坐下品品。
三天後，小聶又找我來了，他說：“我又去了招生辦，人家讓我明天上午去口試，我那三節化學課，您看是不是給調調？”我搖著頭，正色對他說：“那怎兒成！沒見著正式的通知，我不能準你的假。”他急了，逼近我說：“您不信您打個電話去問問，要不，我今天下午就讓他們補個通知來，成不成？”我做出忙於審閱衛生室送上的一打表格的樣子，不耐煩地說：“我對任何後門都不感興趣。”這句並不對題但又隱含著某種深意的話，使小聶頓時變了臉色，他咬咬嘴唇，摔門走了。
第二天小聶曠工半日，我有意到有他的課而改為自習的班上轉了轉，以誘導式的提問，搜集了不少同學對他教課的意見。
下個星期一，趙醒開完了會，來辦公室上班，他一擦桌子，那封通知書就從夾縫中落到了地上，他看後埋怨我怎麼不把這信收好並及時轉給小聶，我淡淡地說：“怕是傳達室老頭送來時我也不在，學生幫助大掃除時，把放在桌上的信不小心弄到那縫裡去了。”趙醒便也不再懷疑。他找到小聶，詢問口試情況，據小聶說因心神不定，回答得很不理想。
然而科學院竟還在考慮錄取這位小聶。他們招生辦來了個人了解情況，趙醒那天恰巧又不在，我主動接待了這位同誌，先以平淡的口吻，介紹了小聶思想作風以及教課方麵的種種“缺點和不足”，然後又以極懇摯的語氣說：“如今中學師資奇缺，希望你們多多支持我們中學！隻有保證好基礎教育的質量，才能發展尖端科學啊！”這似是而非卻又頗有感染力的話語，竟使那位科學院招生辦的女同誌為之微微頷首。
據說是經過一番“比較平衡”，小聶終於落選。趙醒告知我這個消息時，不住地為之惋惜，我嚴肅地對他說：“你可不能對他流露出這種情緒，他的教學態度本來就有待改進，我們要進一步加強對他的教育……”趙醒隻好點頭。當天下班時，恰遇小聶灰溜溜地推車走出校門，望著他的背影，我覺得夕陽是那般的豔麗，晚風是那般的駘蕩。
回家的路上，我拐進“翠華樓”要了一份“芙蓉雞片”，買了二兩“白乾”，仿佛是在慶賀我的什麼喜事似的……
6
躺在病床上，望著灰色的天花板，我不禁滋生出這樣一些想法：自我參加工作以來，多少番政治鬥爭的風雨衝刷過我啊：“反右”、“反右傾”、“四清”，然後是“史無前例”的“大革命”，這場“革命”的風暴不可謂不烈。其間又有著“橫掃一切”、“鬥走資派”、“奪權風暴”、“清理階級隊伍”、“一打雙反”、“深挖‘五·一六’”、“批林批孔”、“評法批儒”、“反擊右傾翻案風”等等密密麻麻的互為重疊的鬥爭階段，至於嵌於其中的無數次“整團”、“整黨”，就更難以數計了。可是鬥來鬥去，整來整去，鬥得對不對、整得該不該的是非姑且不論，卻從未真正鬥到、整到我內心中的這個“原始衝動”上來。而且冷靜一想，在某些鬥爭階段上，我的這種“原始衝動”，甚至還得以膨脹，並為我掙得意外的收獲。粉碎“***”以後，我同一些人一樣，把自己的一切過錯往“‘***’流毒”上一推，依然故我，輕鬆自在。直到現在病入膏肓，我才似乎有點醒悟。有的人病到垂危，願獻身於醫學科學事業，立下遺囑，將自己逝後的身體，送給醫院解剖研究；我這肝癌據說屬最常見的典型病例，屍體似無多大的解剖研究價值，但我願留下這份粗陋而特殊的“X光片”，獻出自己毫無遮掩的靈魂，供解剖以作研究，隻是不知接收者該是哪一個“有關部門”矣。
代郵
望下列同誌讀完此文後，將反應寄廣東人民出版社轉我：
趙醒陳茂生隋逸文許薇玲馮爾定白春富聶子明
1980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