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廠裡，隻有兩個姑娘住單身宿舍，一個是我，一個是“魯智深。”
什麼？“魯智深”？！彆大驚小怪的，我已經說了，這個“魯智深”是個姑娘。她名字叫盧枕雲，比我大四歲，已經二十八了。她姓盧而並不姓魯，卻得了個“魯智深”的外號，這是為什麼呀？一開頭，大夥這麼叫她，不過是因為她長得豐滿壯實，粗眉大眼，而且嗓門大、心眼寬，愛在是非混亂的情況下站出來講公道話，後來，發生了那檔子轟動全廠的“醉打山門”事件以後，她這“魯智深”的外號就叫得更響了。
怎麼個“醉打山門”？這就先得把我倆住的那間宿舍說說。
我倆住的那間宿舍，在廠辦公樓的二樓儘東頭。這是特殊照顧。因為廠裡隻有我們兩個姑娘住宿，廠領導為了保證我們的安全，沒讓我們到宿舍樓去住，他們以為辦公樓日夜都有人值班，保險。其實也不見得。
我們宿舍裡，有一張上下鋪的床，還有一張單獨的床。因為原來是三個人在一塊住。後來跟我們同屋的蓉蓉“出閣”搬走了，才剩下我們兩個。三個人住的時候，“魯智深”單睡，我睡上下鋪的上鋪。搬走了一個人以後，“魯智深”就用命令的口吻對我說：
“嘿，小玲子，咱倆換著睡！”
我沒明白她的意思，就說：“你彆動，我搬到下鋪睡不就結啦！”
她甩著嗓門笑了：“我早憋著篡你那個位啦！”
我說：“睡上鋪有什麼好？爬上爬下的，煩死了！”她已經在動手卷鋪蓋：“煩得死你，煩不死我！快，咱們來個各得其所！”
我說：“行啦，要不，我搬下鋪，你到上鋪，你那張床還給總務科，這屋子還寬裕點兒！”
她衝我一揚下巴頦：“去你的！我翻個身哢啦哢啦響半天，你樂意在下頭聽打雷呀？少廢話，換！”
我就跟她換了。
換了兩天，我才知道她為什麼喜歡睡上鋪。她有嗜好，就是看書。她這人最愛斜躺著看書，我多次提醒她：打上小學老師就告誡我們，不要躺著看書，這樣毀眼睛。可她總是滿不在乎地說：“我從來就是這麼個姿勢，哪回查視力也沒下過1.5，沒事兒！”不過，睡上鋪，離燈近，晚上看書確實比睡在她原來的地方強多了。她還做了個樣式挺特彆的紙殼燈罩，我一宣布睡覺，她便伸手把那紙殼燈罩安上，於是燈光隻射向她那上鋪的前半截，對我沒妨礙，這樣就省得我倆互相遷就。你看，她性子挺魯，心眼倒細。
她看書有幾個讓人納悶的特點，這裡也順便說說。一是她愛看書卻幾乎從不買書，她的書都是打各處借來的。二是她看書幾乎從不記筆記，但聊起來卻能引經據典，不但記憶力驚人，而且經常有融會貫通、舉一反三的見解。三是她看書很雜，卻從不隨潮流趕時髦。比如有一陣廠裡提倡讀政治理論書籍，她卻偏大厚本大厚本地讀什麼《子夜》、《約翰·克利斯朵夫》；如今廠裡的青年人盛行讀外國了，她卻又常捧著馬列主義經典著作津津有味地躺在那兒讀，有一天我就看見她正讀馬克思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一邊讀竟然還一邊嗬嗬地笑出聲來。能這麼讀馬列嗎？真怪！
呀，說走題了。還是說“醉打山門”。那是今年夏天的事兒。那天熱得不行。我倆都是中班，下了中班洗完澡回到宿舍，還是渾身冒汗，心裡冒火。我倆把門反扣上，爽性就穿個馬甲、褲衩，在屋裡活動。沒過多會兒，她就爬到上鋪，看起書來了，我記得她看的是本《外國企業管理資料集》。我呢，坐在我倆合用的書桌前，一條一條地列計劃。什麼計劃？得交代一下我的身份？我是廠團委的宣傳委員，我列的是第三季度的工作計劃。正列到第三條，她招呼我了：
“小玲子呀，勞駕，給我把茶沏上吧！”
她無論多熱的天，都要喝滾燙的熱茶。
我給她沏好了茶，遞給她，她大大咧咧地對我笑笑，接過茶，把茶杯擱到她特製的固定在床架上的一個鐵圈裡，她那茶杯原是個果醬瓶，肚粗底小，擱到鐵圈裡恰好被箍住掉不下來。她就看一會兒書，欠起身來喝一口熱茶。
不記得過了多長時間，我列完了計劃，覺著燥熱難耐，便拿臉盆到外間打來一盆涼水，彆好門，脫下馬甲，擦洗起來。
正擦洗著，忽然，隻聽見她一聲怒罵：“臭流氓！”同時便是潑水聲和一個男人的“哎喲”聲，緊跟著是從椅子上摔倒的聲音和逃跑的聲音。我驚訝地抬起頭，隻見她坐在床上，搖著頭發，縱聲大笑起來……
有關的情況就不多說了。第二天，那個蹬著椅子從我們宿舍門上的氣窗朝裡偷看的家夥，被保衛科給叫去了，他半邊臉上全是熱茶燙出的燎泡，真叫活該！
這就是“醉打山門”事件。“魯智深”的外號叫得更響了。這倒讓我覺著心裡過意不去。團員們來宿舍慰問我和讚揚她時，我勸他們說：“彆‘魯智深’‘魯智深’地亂叫，多紮耳朵！”
可她並不怎麼在乎：“沒什麼！魯智深是正麵人物！不過，我可是超齡團員了，你們都比我小，趕明兒都管我叫‘魯姐’吧！”
大家都讚成，頓時就“魯姐！”“魯姐！”嚷成了一片。
她仰脖嗬嗬大笑，挺得意的。
我們倆就這麼住了小一年，沒鬨過什麼彆扭，可也算不上很知心。我不大理解她。有一回問她：“魯姐，你怎麼不申請入黨哪？”她似乎想也沒想，就嘎嘣脆地回答我說：“再等等。”我好言相勸：“你都二十八了，下夠不著團，上夠不著黨，不怕人家說你落後嗎？”她還是嘎嘣地回答我說：“不怕。我才不落後呢。我等著十二大召開，看黨章修改得怎麼樣。”嗬，她竟敢這麼講話！我再不跟她提這事兒了。她真夠落後的，可她這落後跟一般人的落後也不一樣。我真是常常鬨不清她究竟是怎麼回事兒。
上星期，我們車間頭年退休的譚師傅病危住院了。他得的是因肺氣腫而引起的肺心病，呼吸困難，幻視幻聽。醫院大夫跟家屬和廠子方麵明說：難以治愈，隻能采取保守療法，控製住發展。
當然啦，廠辦公室、工會、我們車間，都派人去醫院看望了他。我是代表車間去的。譚師傅瘦掉了半個人兒，臉上的每一處骨棱子都露了出來，眼睛像是掉進了坑裡的兩個螺絲帽；他不能平躺，隻能斜倚著，嘿羅嘿羅喘得好痛苦；鼻孔裡插著牆式氧氣吸入器的管子，可嘴唇還是因為缺氧而變得發藍；他一陣清醒一陣糊塗，清醒的時候就沒完沒了地念叨老八百輩子的事兒，還仿佛胃口特彆好似的，又想吃這個又想吃那個，糊塗起來可就認不準人。
譚師傅老伴早去世了，他兩個女兒都嫁到了外地，身邊就那麼個兒子。早就聽說兒子兒媳待他不太好，可是我在醫院看到的情況，大麵上也還過得去，兒子兒媳給他買去了一斤蘋果，也說了些個安慰的話。
反正有公費醫療和勞保製度保著，譚師傅的事兒，很快地大家也就都撂到一邊了。
可是，前天下了早班，我回到宿舍，寫了兩個鐘頭的壁報稿子，也不見魯姐回來。約莫到了下午四五點鐘，她重手重腳地進了屋，到屋便大聲粗氣地抱怨說：“累死我了！騎車跑了半個城，愣沒買著蜜供！”
我莫名其妙地問：“什麼？什麼東西值當你跑半個城去買？”
她大模大樣地往我的床上一躺，抄起我枕邊的《中國青年》雜誌就當扇子扇，解釋說：“蜜供！蜜供都不懂，就是一種點心，長條的，金黃的，硬梆脆的，外殼包著糖漿的……”
“點心？”我很驚訝。因為我知道魯姐是從來不吃零食的，她怎麼會冒著“秋老虎”的炎威，騎車跑遍半個北京城，去買那麼一種說到底也並不怎麼神奇的點心呢？
“你買蜜供，給誰吃啊？”我問她。
她還那麼躺著，順勢把兩隻鞋都甩到了床下，一邊央告我：“好小玲子，勞大駕了，給我沏杯熱茶吧！”一邊拍著胸口，平息自己的喘息。
我就給她沏茶。她這才進一步解釋說：“買給譚師傅吃啊。我又去看了他，他今兒個情況出奇地好，喘得不那麼凶了，臉上又有了血色。他跟我念叨，想吃蜜供，想吃得不行。他解放後翻了身，頭一回領上工資，就買了一斤蜜供吃。他說那滋味美得不行。現在他什麼都不想，就想吃蜜供。他說：魯丫頭呀，我就指望著你啦。我跟兒子、媳婦說，他們不理我這個碴兒。我跟廠裡來看我的頭頭腦腦、車間代表說，他們光是勸我：好好養病吧，聽大夫的話，醫院的夥食不錯，蜜供那玩意兒硬邦邦的，吃了怕沒好處……反正也是不理我的碴兒。哎呀，我活不了幾天啦。今兒個好點兒，這叫作‘回光返照’，你當我心裡不明白嗎？我就這麼點要求：吃一斤蜜供！你們怎麼就不能應許我這麼個心願呀？……”
我把熱茶放到床頭櫃上，笑著說：“嗨！這老爺子也是，吃一斤蜜供，這算哪門子心願？你也真會湊熱鬨，就那麼認真……”
魯姐“霍”地坐了起來，氣鼓鼓地看著我，把我沏好的茶一推說：“你少廢話！還是什麼宣傳委員呢！你們成天喊的是什麼口號？‘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可事到臨頭，你怎麼不做呀？”
“嗨，那是指對‘四化’做貢獻，”我聳聳肩膀說，“你乾嗎扯到買蜜供上……”
“你呀！”魯姐衝我斜斜眼，再不跟我爭論了。
我也就回到桌前，繼續寫我的壁報搞。
可是，不一會我耳畔就響起了乒乒乓乓的聲音，扭頭一看，魯姐把煤油爐搬到了窗前，擦著，並且又從床底下拉出了煤油瓶，擱到了窗台上。我不由問：“你這是——？”
她把頭發一甩，望定我說：“有一個人，他把一輩子的血汗都澆到了咱們腳下的這塊土地上，他就要死了，他想吃一斤蜜供，咱們活著的人，有什麼權利不理睬他的要求？！咱們要‘四化’，要**，說到頭，為的是個什麼呀？”說到這時，她眼裡汪著淚水。
我實在不理解，蜜供和**有什麼關係？我正納悶呢，魯姐已經一陣風地出去了。
我把壁報搞寫完時，魯姐提著草兜回來了，她瞟了我一眼，便粗聲粗氣地說：“你瞧著辦吧。要是懶得管，就請你先出去活動活動！要願意跟我一塊做蜜供，你就給我打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