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基金剛剛成立，可以拿來運作的資金隻有不到兩百萬美元，這筆錢看似不少，但實際上一旦進入國際炒彙市場，這麼點錢連點水花都掀不起來，隻能是跟在彆人後麵撿些殘羹冷炙來吃。也許有人會說對衝基金最大的操作手法是高杠杆化的運作，拿一分錢當一塊錢花，但實際上杠杆的運作沒有那麼簡單，對衝基金的錢也是錢，是死物，不可能自己翻番。要想運作杠杆，一是有投資者的風險投資注入，另一個就是有銀行的大數額貸款。而如今的PAI基金才剛剛成立，一沒有名氣二沒有信用度，哪來的什麼杠杆可以運用？
所以說對於目前的李再安來講，要想在短時間內贏取一定的利潤回報，必須走風險更高、回報更高的路線，針對於此，他首先想到的一個路子就是“定期收益權交易”。
所謂“定期收益權交易”，實際上與後世各個銀行推出的理財業務差不多，隻不過風險度更高，因為這年頭運作這種金融交易的，本身就是一些成規模的風險投資公司。
如今才是91年，美國自1933年以來施行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還沒有廢除，作為主要金融機構的銀行，還不允許從事高風險的投資行為，金融業與證券業還是兩個隔離的行業。在這個時候，做風投的基金很難從銀行獲得巨額的貸款，有些時候，為了能夠籌措資金，同時又不放棄對那些前景看好的企業的股權持有，一些跨國性的風投基金就搞出了這種“定期收益權交易”的手段。
像紅杉基金投資思科公司時，就有思科公司定期收益權交易的出售，其具體方式就是紅杉將自己手中掌握的思科公司股權拿出來，分成若乾份，然後將每份由交易日開始向後一年、一年半或是兩年期間的潛在收益估值賣出。不管哪個公司接下了其中一份的交易，那麼當這份收益權到期的時候，無論是思科公司股份上漲所帶來的收益還是股權分紅帶來的收益，都是這家公司的。如此一來，如果當年度思科股份帶來的收益高於收益權估值，那麼多出的部分就是該家公司的盈利，反之，如果當年度收益低於收益權估值，該家公司就要承擔差價的損失。這樣的交易不影響紅杉資本對思科公司股權的持有，同時還能在短期內為紅杉籌措到一筆很客觀的流動性資金。
明眼的人很容易就能看出來，這種收益權的交易風險很大，因為盈利預期的風險有兩個因素，一個是投資的公司本身經營的預期，說白了，就是這股份是看漲還是看跌，另一個則是風投公司對股份收益的估價高低。而這種交易形式本身的優勢，則是能讓一些中層的玩家拿到中意公司的股票。舉個例子，還是思科公司的股份，你看好它的行情打算一次吃進一千萬股，這時候問題出現了，股市不是你一個人的遊樂場，你看好一隻股份，整個股市中參與交易的人還不知道有多少人看好呢。你有足夠的資金，也有吃進一千萬股的決心，但股市上是否有那一千萬股讓你吃進啊？要是大家都看好，持股的人死抓著不放，每天股市成交量就五十股，你一千萬股要吃到什麼時候才能吃夠？如果任何一支有前景的股份都能放量讓人隨便吃進的話，那21世紀的中國就真的無敵了，納斯達克上市的哪家公司買不下來啊。
在美國廢除《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之後，銀行進入證券行業，各種各樣的金融衍生商品實際上就是在這種收益權的基礎上出現的，大批的風投公司將手中掌握的各公司股權抵押給銀行，由銀行轉成理財項目出售給銀行客戶，這種鏈條式的金融手段，才是風投公司轉嫁風險、銀行謀取暴利的最根本方式。
李再安有著兩世為人的經曆，前世存留在大腦中的記憶，令他能夠更加自如的規避風險，準確的把握住存在巨大盈利空間的投資項目。而與此同時，如今的巴西連同除古巴外的整個南美，幾乎都是美國人的大後院，美國的投資企業、吸納投資的基金代辦處在巴西幾乎隨處可見，這又為李再安的斂財計劃創造了絕佳的外部環境。
…………………
PAI基金草創，沒有慶祝酒會，沒有齊全的部門，甚至連基本的辦公設施都沒有，可這些在李再安眼裡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已經邁出了一步，重要的是，他手頭上已經有了一些投資的方向。而這些所謂的投資方向，就是堆砌在他眼前的那些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