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前明之後，這裡已經很久沒有動亂了，幾乎沒什麼安全問題，所以海防鬆弛。
於是和珅一麵派人了解消息，一邊派人把這個情況送給弘曆知道，打算狠狠的參奏劉峨一把。
劉峨在政治上與和珅挺不對付，仗著本身資曆深厚，不把和珅當回事，不與和珅友善，和珅對他很不滿意，這一次正好抓住機會給他一擼到底！
讓你囂張！
之後，這個消息送到了承德避暑山莊，讓正在避暑的弘曆知道了。
弘曆果然大怒，一麵惱怒京畿重地居然有人敢於鬨事，一邊惱怒於劉峨這個老臣居然敢欺上瞞下，那麼大的事情居然敢摁住不說，擅自做主。
弘曆一生氣，就下了旨意，把這個事情交給和珅主持，把劉峨下獄論罪，著重論處，另外任命福長安暫時署理直隸總督的職位，負責調兵遣將平定叛亂，和珅為他籌備後勤。
因為乾隆年間各地鬨叛亂其實也不是什麼罕見的事情，動不動某地就有一些農民起義之類的，人數往往也不多，數百人千餘人，往往地方駐軍靠著各自的快速反應部隊就能解決掉。
所以和珅打一開始並沒有重視這個情況。
儘管對方在天津，和珅也不認為解決不了，他認為主要責任在劉峨，在他的亂指揮，把兵力一點一點送到天津去，沒有集中兵力，以至於戰敗。
至於天津“賊兵”的數量，和珅得到的消息不統一，有說兩千餘人的，也有說三千餘人的，還有說一千餘人的，所以和珅折了個中，給弘曆的奏折寫的就是【亂賊兩千餘人】。
這一點點小毛賊，那弘曆當然也就沒有太過於重視。
他正在主持木蘭秋圍的事情，忙著籠絡蒙古王公的心，不想太過於分心，亂賊兩千餘人也不至於影響大局，交給和珅與福長安處理就可以。
隨後，領下命令的福長安帶人去了保定府，把犯有【欺君之罪】的劉峨逮捕歸案，押送京師，自己接過了直隸總督的職位，開始調兵遣將準備“平定叛亂”。
無奈的劉峨仰天長歎，感慨著自己的命運多舛。
這個時候，已經是乾隆五十二年的八月初一了。
沒過幾天，八月初三，和珅終於接到了書麟送往京師的奏折，得知了南邊發生的一些事情。
當時，李闖都已經打下天津大半個月了，劉峨都落馬了，福長安正在準備收複天津，一切仿佛都在有條不紊的進行。
結果這個消息的出現打破了京師的寧靜。
要說也是有趣，本來要是一切順利，最晚七月中下旬，京師也能得到大運河被截斷的消息，可情況偏偏就不是如此。
自打六月二十五日蘭芳海軍攻占鎮江府切斷大運河航線之後，江北方麵最快反應過來的揚州府知府並沒有打算立刻就把大運河被堵塞的消息告訴朝廷。
他覺得這是一夥膽大包天的賊人，自然會由兩江總督解決掉他們，解決之後再上報，就算是立功了，可以討賞。
而且這個事情也不是揚州府的事情。
那麼大的事情，揚州府兜不住，這應該是兩江總督和漕運總督的事情，揚州府率先上報算什麼？越俎代庖？
那事情解決之後兩江總督和漕運總督會怎麼看待揚州府？
犯不著得罪這兩尊大神。
於是在這個渠道尚且暢通的時候，揚州府什麼也沒做。
等之後情況惡化，清軍屢次慘敗，那些“賊人”橫行江麵的時候，揚州知府才意識到有點問題。
但是他並沒有第一時間得到書麟那邊的具體消息。
要說書麟也是倒黴。
六月二十六日，他就已經派人北上報信了，結果第一批次的人回來報告說沒有船，無法渡江，於是書麟趕著讓人造船，再派人去。
第二批次倒是有船了，但是船渡江渡到一半被正好路過的蘭芳六級艦一炮乾沉了，船上五個人全淹死了。
第三批次他們學乖了，趁著夜色悄悄渡河，終於成功了，幾次折騰下來浪費五六天的時間，幾公裡的路途消耗了十幾個人，七月二日，才成功渡江。
送信人員抵達揚州府之後向揚州知府請求幫助，要把消息告知朝廷以求援，需要他們用運河渠道給予幫助，讓他們用最快的速度直達京師。
揚州知府當場就腦瓜子嗡嗡的。
本以為書麟可以派遣軍隊輕鬆解決掉這股膽大包天的賊人，結果沒想到書麟居然說自己屢戰屢敗，連鎮江府都丟了，江寧府還危在旦夕。
揚州知府怕了。
本來他立刻安排人給送信使者順著大運河往北送，事情也就了了，揚州府也不用承擔什麼責任，但問題在於，揚州知府現在還真的辦不到這個事情。
官府判斷出了什麼事情需要準確的情報，需要足夠的時間去搜尋證據，了解到底發生了什麼，然後才能得出結論。
可民間不需要。
民間對於突發事件的傳播，很有抽象派的風格。
民間對於突發事件的傳播很有意思的，五個人互相傳播消息，從第一個人傳到第五個人的時候，消息已經連親媽都認不出來了。
大運河被封鎖，南北漕運斷絕，第一時間感覺到不對勁的除了揚州官府，還有大運河的漕兵、漕工、船工們，包括商人們。
大運河作為一條聯通南北的經濟大動脈，承載的是給生產力不足的北方輸血的重大使命。
自元代以後，大運河的戰略意義就已經上升到了國家級，且不說京師需要大運河提供糧秣、稅收，整個大運河沿線的所有地區基本上都要靠著大運河吃一口飯。
清政府的官方機構在大運河有很多官員、數萬漕兵，這些人都是靠著大運河吃公家飯的，除此之外，民間也有很多人靠著大運河吃飯。
幫助朝廷運糧，幫助朝廷運送稅收，運送各種行人旅客或者辦理要務的人前往北方，再從北方把人帶回南方，這是一方麵的。
另一方麵，那麼多人南南北北的來往，沿途可能停靠遊玩吃飯消費，這就給大運河沿線的經濟發展帶來了契機。
很多沒有土地的人就靠著大運河吃口力氣飯、運氣飯，日子緊巴巴的倒也能過下去。
明代中期以後，包括整個清代，其實都有很多官員提出大運河運行成本太高，修繕難度太大，對於大運河的現狀十分不滿。
就拿漕糧來說，運河不少河段水淺，大漕船逆流而上，需要養著數萬的民夫漕工拉纖，人力漕船行船緩慢，江南漕米運到京師，發黴變質者比比皆是。
很多官員提出應該效仿元代采用海運策略來節省成本，可始終無法成功。
究其緣由，也很簡單。
朝中有大量的河道官，疏浚運河對他們來說既是升官的政績，又是從中貪汙腐敗撈銀子的機會，停止漕運，隻會讓他們失去升官發財的機會，他們肯定不答應。
至於靠著運河吃飯的那麼多人，一旦沒了運河的生計，也不知道要多出多少沒飯吃的流民，這些流民又不知道要有多少人變成亂民，發起暴亂。
朝廷為此顧慮重重，始終無法解決運河問題。
而放到眼下，運河從江南段被蘭芳截斷，漕運船隻南北斷航，靠著運河吃飯的普通人們很快就感受到了寒風凜冽。
再有人帶回了不明船隻截斷運河的消息之後，大量流言開始傳播，揚州府人心惶惶，人心浮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