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了，從初一算起，一直到正月三十，差不多天天都是神佛聖誕與下降的日子。崇禎五年魯南蘇北一帶水患不斷，特彆是六月到八月的大水，整個魯南幾乎都遭了災害，沂州受災尤為嚴重。百姓外流逃荒了大半。雖說如此，初一來雲升觀祝告祈福的信眾還是著實不少。特彆是一些新近皈依的大戶人家，更是趁著這個時機來表達自己的虔誠。
這麼一來，原本就顯得有些逼仄的道觀正殿根本容不下這許多香客，張應宸隻好事急從權，從莊家討了個青石馬槽權充香爐立在正殿外麵。而即使如此，那嗆人的劣質線香氣味還是薰得他頭昏腦脹。
“香燈水花果這五供養，實行起來實在是夠麻煩也夠勞民傷財，也得改改才是。”一麵滿帶職業化的笑容向每個向他問好的香客與信徒點頭致意，一麵向明清指派著：
“帶上幾個師弟，去勸化一下外麵的善信，不要亂燒紙錢錫錠，免得招來回祿。”
無論是追思先人還是神前獻供，焚燒錫錠紙錢都是根深蒂固的傳統，就算是已經成了信眾口中活神仙的張應宸也無力和這種傳統唱反調。這也不是臨高或者海南各縣，隻要祭出《市政管理辦法》和勞教營這樣的大殺器就能將一些惡習禁絕乾淨。張應宸隻好變通了一下，在剛推敲完成的《善信規》裡規定燒紙錢獻供吊祭，必須在指定的燒獻爐中進行，燒獻之後並需澆水將餘燼澆熄。
不過就學習小組傳回的反饋情況看，大店莊和左近幾個自然村的居民對此倒沒有特彆的抵觸。畢竟對普遍居住在土木結構的房屋中的明人來說，火災始終是威脅著人身財產安全的最大威脅。鄉村中情況還好一些，人口密集的城鎮中，因為火災燒掉鋪麵宅門而淪為乞丐的富戶每年不知有多少。在切實關係到自身利益的事情上，群眾永遠是最精明的，這也算是從D日開始到如今做了這些時日的“基層群眾工作”的張道長的新認識。
不過比起基層群眾工作，毫無疑問還是莊家的工作更難做。
不管怎樣敬服張道長的醫術和道行，儒士對於道教的輕視是深入骨子裡的。莊謙或許對救了自己一命的張應宸視為地行仙人，但是那些聽聞過他的傳聞的鄉紳而言，張應宸無非就是個有異術的方士。有求於張道長的時候，這些鄉紳老爺也肯於拉下名教中人的臉皮，左一個仙師，右一個真人地奉承著。然而內心而言，其態度也無非是嘉靖帝與陶仲文模式的大明鄉村版本。每次和這些鄉紳往還的時候，都讓張應宸不得不想起那位正在杭州享受他土法提純的嗎啡而欲仙欲死的老不修劣紳。
這種技術知識分子與儒家知識分子的對立在明代可說是登峰造極，見多了大明士紳這種骨子裡的傲慢的張應宸很多時候也必須讚成斯巴達克團的社刊《赤旗》裡喊出的“把落後士紳全部洗一遍然後丟到東南亞改良人種”的激進口號有其合理性。但是，統一戰線的工作也必須做，就算培養不出帶路黨，能影響出一些開明士紳，對日後的大陸攻略也是有好處的。
相比之下，還是鄉紳們的妻妾對新道教來得更為虔誠。看來，婦女工作要常抓不懈才行。
這些日子以來，他四處奔走，為縉紳大戶治病從不收錢，隻請他們“隨緣樂捐”，請他們捐助糧食、磚瓦、柴炭。布匹和中藥材，收到的捐納全部用在救濟難民上，自己不用分文。除了要擴大收容難民的規模之外，主要還是要給自己儘快的塗抹上一層“道德高潔”的“真人”光環。
靠著沂州當地縉紳們的“隨緣善助”――其中主要是莊家的讚助，加上馬三畏的“樂捐”，他用難民作為勞動力，以工代賑的擴建了“慈濟堂”難民營，建造了第二道土圍子，對原來的土坯草房進行了翻建：蓋起了磚瓦結構的倉庫、辦公場所和衛生所，自然也少不得元老院從來就不惜工本的廁所和浴室－－善眾們由此知道盜道長對個人清潔十分看重。
他還給難民營圍牆添加了磚砌的角樓和門樓，提高了防禦等級。在莊家的支持下“辦了團”，拉起一支一百多人的鄉勇――用來打仗不成，站崗放哨抵禦小股流寇土匪還是不成問題的。
“慈濟堂”雖然是莊家等一批縉紳和他合辦的，這些縉紳雖然都掛了“善董”的名銜，但是並不具體理事，莊家也隻派了一個管事來――這管事也是他的信徒，所以收容救濟難民的工作進行的很是順利。
整個1632年裡，他在沂州的轉運難民工作還算順利：1632年沂州繼1631的水災之後再次爆發水災，災情十分嚴重，難民數量激增。慈濟堂因為有了莊家等當地縉紳的支持，在當地的救災收容工作進行的十分順利。
雖然原本已經打開的通過沂水北上，再走一小段陸路轉巨洋水到萊州灣，最後到屺坶島的路線因為登州叛亂的時間暫時被關閉了，但是發動機指揮部還是打開了第二條線路，讓難民從沂州大店莊州陸路以難民逃荒的模式到嵐山頭，再在嵐山頭由船隻接送出海，運往濟州島。
嵐山頭是大明的安東衛，不過此時明軍衛所廢弛，而且魯南蘇北遍地災情，官兵本已焦頭爛額，對大規模的流民過境基本抱著不乾涉的態度，隻要不在本地暴亂，隨你去哪裡。道長隻是苦於人手短缺，雖然有王瑞相的協助，還是無法在人口輸送上傾注全力，所以北上龍口的線路關閉之後，1632年隻送走了一萬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