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萬曆四十五年，臨高地震之後，馬嫋的鹽場損失很大。鹽丁們特意給當時的縣衙上了一道呈文，請求豁免或者緩征幾年鹽課――雖然鹽田毀了不少，但是鹽場的實際生產能力還是有一定的富餘的。主要是地震造成的人員和財產損壞巨大，有個三四年的喘息就能恢複過來。但是這苟家早就對鹽場垂涎三尺了，便利用這個機會，讓苟二與相熟的縣衙裡的書辦商議，又賄賂了師爺，硬是把呈文給扣毀了。苟大乘機包攬了鹽課，用了許多差役打手，日日在鹽村裡催收鹽課，村裡被逼迫不過隻能請他代繳，從此一步一步的淪入他的掌握。縣令後來雖然對此事有所發覺，但是為官不得罪當地豪族是地方官的金科玉律。每年鹽課能正常收納，苟家又不斷的有孝敬過來，也就不聞不問了。
“說到底，就是官府為他撐腰了。”席亞洲說，“對吧？”
“嗯，有官府給他撐腰，誰能把他怎麼樣呢？”小芹一臉無奈，“他就算一個人來，我們也不敢怎麼樣。不然就他手下那些人，成晴哥一個打三個都行。”
席亞洲知道事情開始觸及核心了――苟家這套其實並不稀罕，無非就是“官黑勾結”。官商勾結，官黑勾結，官匪勾結，在中國曆史上都是屢見不鮮的社會現象，即使到了21世紀，一個成功人士，不論他是走哪條路上成功，身後總少不了官的影子：商人要賺取超額的利潤，黑社會老大要一個安全的靠山，這些都得靠官麵上的人物。即使是比較清高的知識界，也知道官帽子的力量比學術強得多。大明臨高縣的苟家，無非也是同樣的模式而已。
和官府對抗，就是造反。老百姓其實不喜歡騎在他們頭上的曆朝曆代的官府――但是官府有嚴刑峻法，有軍隊――現代的說就是掌握“暴力機器”，不管你喜歡不喜歡它，你都得聽它的話。就算是綠林好漢，也把“不鬥官”作為金科玉律。
要老百姓對抗官府，不管什麼樣的形式，都等同“造反”――老百姓不到走投無路，是絕對不會踏上這條路的。席亞洲當然沒天真到認為他一番鼓動就能讓老百姓去拋頭顱灑熱血的給穿越眾打江山――他的方針是迂回式，或許可以叫曲線革命。
“說到底，苟家這麼猖狂，無非是靠二條：蓄養打手，勾結官府。”席亞洲微微一笑，“第一條不足道，隻要大家能團結起來，他那點人還不夠塞牙縫的。關鍵是第二條，既然他能勾結官府，我們也能。”
鹽村的幾個人目瞪口呆的望著這個短發的“海商頭目”，大約是覺得有些不可思議。片刻之後，譚桂璜才小心翼翼的說：“老爺也熟悉官麵上的人物？”
“實話說不熟悉。”
“那如何交結官府呢？”
“你說官府為什麼要交接苟家這樣的土豪劣紳？”
“還不是為了幾個錢。”譚成晴一臉的不屑。
“不錯，即然是當官的貪圖的是黃白之物，他有得，我們也有得。”說著，便把想法和鹽民們說了一番。
其實計劃並不複雜：首先是奪回鹽課的包攬權。苟家有了這個等於就了官方的身份，這塊牌子不砸掉，鹽民們還是膽戰心驚的。至於怎麼去奪回，用不著鹽民們操心，有他們來搞定。
一旦奪回了鹽課權，苟家就沒了乾涉鹽場生產的正當借口，他剩下的東西，無非是一筆拖延了十幾年的爛賬了。這種利滾利的閻王帳高利貸，席亞洲在後世也是明白的：隻要欠債的還有一點點經濟能力，債主是永遠不會說你還清了。所以與其繼續還這不明不白的錢，乾脆來個一筆勾銷，徹底賴帳。
失掉了包攬鹽課的金字招牌，債務問題就純屬是民間糾紛，扯不到皇糧國稅這個大道道上，他再有本事勾結官府，官麵上的想來給他出頭，也沒那麼容易了。
拿回了鹽場的經營權，不再受到他的盤剝，賣鹽的收益是有保障的，把鹽課和縣裡上上下下的“例錢”照常繳清，官府在公私兩方麵都沒有損失，苟家的利用價值就沒了，沒了利用價值，官府還肯照應他們麼？
“這事情哪有這麼簡單。”席亞洲的話音剛落，譚成晴就苦笑起來，“苟家在縣衙裡和三班六房的書辦衙役極其相熟，世代都有來往，盤根錯節，光老爺們想收這個鹽課，在戶房就過不去。”
古代的縣政，與其說是“官治”，倒不如說是“吏治”。自宋以降，州縣地方官多半是從科舉中選拔出來的。州縣地方的行政事務煩十分煩瑣，除了各種事務都有一套繁瑣的程式，基本法令之外，應該援引或可資類推的成例有如汗牛充棟。某件公事該依哪一條法令或哪一項規定去處理，在律令和會典等書籍中都找不到，萬一出點紕漏或被上司找出了岔子，輕則駁回，重則訓斥，那不就成了吃不了兜著走？這時就得設法找出以往出現過的成例套用，以保萬無一失。可是究竟該找什麼成例就是一門學問了。這就叫“吏道”。
科舉出身的人，經史策論能講得頭頭是道，詩雲子曰可背得滾瓜爛熟，可是少有能摸著這些地方行政的門道的――其他不說，僅僅一個魚鱗冊子，外人看來就如同鬼畫符一般，看得明白的人卻知道這裡有地產麵積、位置、形式、產量、稅額和田主的情況。所以當官的為了不出錯，或者嫌麻煩，隻能把這些事情都托付給三班六房的衙役書辦去處理。身份卑微的吏員在古代社會實際上把持著地方行政權力。
吏員因為往往是世襲，和當地的大戶勾結很深，遠不是簡單的經濟手段就能割斷的，所以席亞洲的計劃在他們聽來實在有些理想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