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馬上帶隊去把獨孤求婚逮捕起來！”葉孟言又手舞足蹈起來，“擅自調動部隊進入百仞城，這是要搞軍事政變！”
“到底誰要搞政變？”薛子良糊塗了。
“這沒你的事！彆添亂！”北煒訓斥道，“解除緊急集合，回去睡覺！”
趕走了葉孟言，北煒對薛子良說；“你趕緊準備一下，跟我來！”他的語速很急促。
“好，我這就去。”薛子良趕緊從牆上摘下武裝帶。
“不用了，不要帶武器。”北煒說。
“oK。”薛子良給自己帶了一個美國警察的專用強光手電棒，必要的時候能用來當警棍。
當下北煒又點了四五個人一起去。出去之後吩咐在城門上的炮樓加上雙哨。沒有上麵的命令不許打開城門。
這時候，在城內外，許多部門的燈都亮了起來。連博鋪的海軍營地、海軍碼頭、造船廠、化工廠的辦公樓、宿舍都響起了急促的電話鈴聲和集合鼓聲、歸營號。氣氛一度十分緊張。
幾十年後，當帝國的旗幟在全球飄揚的時候，帝國的極初期曆史不再是禁忌的話題，史學家們對元老院的這段“禁忌之史”進行了係統的研究。由於元老院的特彆恩準，許多初代目元老的非公開回憶錄、會議記錄、官方檔案得以有限開放給曆史學家們――不得複製，不得攜出。
發生在舊耶曆1629年，大明崇禎二年，聖曆1年12月底的“女仆革命”是史學家們最感興趣的課題。而“女仆革命”當晚的許多曆史細節至今依然撲朔迷離，說法不一。獨孤求婚有沒有率隊進入百仞城，如果沒有又是誰在獨孤求婚到達東門之前把他攔住，迄今為止一直是史學界爭論的焦點。
根據元老院的官方記載：當晚獨孤求婚調動警察隊向東門市開進的時候，被負責百仞城東門警備任務的特偵大隊的幾名軍官所勸阻。在北煒和薛子良的勸說下，獨孤求婚放棄了繼續向城內開進的念頭，退回了東門市派出所。
但是根據原葉孟言的回憶錄《長刀第一夜（禁刊稿）》一文的記載，當時是他和薛子良倆人同時執行攔截獨孤求婚的政變隊伍――精銳的ss警察團。當時百仞城內唯一的武裝力量就是一個不滿編的特偵大隊。兵力極其懸殊。雙方在百仞城東門外遭遇，我方當即向獨孤求婚喊話，要求其解除武裝，退回原駐地聽候處理。忽然警察隊中有人向特偵大隊開槍，薛子良一聽槍響就帶頭逃跑，造成我方很大的混亂。我方在葉孟言的奮戰下終於得以扭轉形式，經過激戰將參與政變的ss警察團全部擊潰殲滅。隨即活捉了獨孤求婚。
薛子良在自己的回憶文章《光明的燈塔指引我走向人生輝煌》一文中卻是大相徑庭，表示當時沒有發生任何衝突，他獨自一人帶著幾名警衛員趕到東門大街的時候，雖然獨孤求婚的警察隊武裝到了牙齒，不但有米尼步槍，還裝備了當時極為罕見的sKs步槍。多人企圖對他實施人身威脅，他還是一個人以大無畏的精神赤手空拳就解除了警察隊的武裝。“沒有人敢發出反抗的聲音，連不滿的支吾聲也沒有。”
前工兵總監潘達的說法：當晚他正在連裡和士兵一起準備新年慶祝晚會，聽到消息之後，嚴守紀律，沒有出動部隊，更沒有帶武器，隻身一人前去攔截獨孤。他頭戴安全帽，一手持工兵鏟，一手持鍋蓋，以張飛獨立當陽橋之勢，在東門大街上昂然而立，亂兵到此，為之氣奪，不戰而潰。潘達在回憶錄中寫道，“後來有人問我麵對如林的刺刀和黑洞洞的槍口有沒有害怕，我說害怕是有得，但是想到背後就是執委會，我就什麼也不怕了。”
但是前軍工生產部部長林深河否認有這回事。在《帝國春秋》的一篇訪談文章中，他說道：“當時正是我帶領工能委工作的群眾一起用手持撬棍和扳手攔住了警察隊。”林深河說到這裡很激動，“來得警察隊一個個都是頂盔貫甲，手持大棒，要是不把他們及時的攔住，恐怕城裡不少人要頭破血流，大業毀於一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