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看著自己的口袋一天比一天的豐盈，竟然鬼使神差的答應了和珅的要求。
並將罰銀的懲罰範圍更進一步的擴大化，大錯誤懲罰也就罷了，可偏偏連奏折當中的錯彆字，也要被懲罰。
而這也似乎變成了一條直接給乾隆送禮的最佳通道，所以有的官員甚至會故意寫錯幾個字，主動繳納銀。
例如，河南巡撫畢沅因捉拿逃犯不及時，不僅沒有狡辯，甚至還主動請罰兩萬兩白銀；陝甘總督勒爾謹則因失察客商，導致玉石被走私，主動請罰金四萬兩。
這些大臣以小過而甘願承受重罰，既表明了對自己要求的嚴格，又為皇帝小金庫的充實立下汗馬功勞。
然而，議罪銀製度並非為官員自願交納而設立。
那些手頭並不寬裕的官員們為了交納議罪銀，不得不搜刮民脂民膏。
這些錢財本應屬於百姓的財產，卻因官員的失誤而被罰沒。
乾隆對此心知肚明，但他並未加以製止。
相反，他隻關心自己的財源是否充足。
麵對這種局麵，許多官員紛紛感到無奈。
他們不得不被動地交納議罪銀，以避免因小過失而遭受重罰。
自從議罪銀製度化後，眾位議員大臣們紛紛發現自己的荷包不禁隨時要麵臨著紅利的懲罰。
而且還要麵臨和珅的半路攔截。
他們時刻擔心犯錯被罰，而罰金的多寡往往取決於和珅對官員家產的估量。
例如，巴延三因轄內百姓譚老貴自縊身亡而被罰八萬兩銀；而特成額同樣因轄內老百姓餘方得自縊而被罰兩萬兩。
這種不公平的處罰讓許多官員倍感苦澀。
他們感慨道：這就是‘康乾盛世’，其實質卻是百姓們承受著沉重的負擔。
儘管有部分官員對議罪銀製度表示感激，如前內務府總管西寧因辦理不善導致商人拖欠款項而被罰八萬兩。
而西寧不得不砸鍋賣鐵來湊這筆錢，對此還要感恩戴德，畢竟保住了這顆項上人頭。
然而，這並不能掩蓋該製度給百姓帶來的沉重負擔。
在清朝晚期，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