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陳誌雄帶著全家人照料魚塘。到收漁時,扣除各項成本開銷,一合計,竟然賺了3100元。
很自然地,第二年,陳誌雄擴大了規模。
他又承包了鄰村50畝,加上喂魚需要割草做飼料,自己一家人實在是忙不過了,所以不得不請人來幫工。
到最後,來陳家幫忙割草的短工最多時有30多人,一人一天給工錢2元,長工一度也有7人,月工資50元。
這一年,陳誌雄百畝魚塘純收入7250元,而當時一個農民一年務農毛收入最多不過1000元。
然而陳誌雄的做法,直接觸碰到了“紅線”,因為雇工觸及到了國家最核心的問題,雇工是與資本家、剝削等敏感的詞彙連在一起的。
陳誌雄和他的事業,直接對當時的意識形態提出了挑戰。
然而,這種存在,又絕非個案。
在安徽,一個自稱“傻子”的農民,炒瓜子同樣炒出了“雇工問題”。
他叫年廣久,42歲時炒瓜子有了口碑,最多的時候一天可以賣出兩三千斤瓜子。
忙不過來時,便陸續請來一些無業青年當幫手,到1979年秋天,居然就有了12個幫工。
可是,“傻子”怎麼可能是剝削階級呢?
他平生隻會寫五個字,分彆是“年廣久”和“同乙”。他7歲就在街上撿煙頭掙錢,9歲當童工學徒經商,十幾歲接過父親的水果攤開始維持生計。翻看他的履曆,明明就是最底層的勞苦大眾。
放眼全國,眼下個體戶已經相當多了,雇工十幾個、二十幾個,甚至上百個的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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