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陳誌雄帶著全家人照料魚塘。到收漁時，扣除各項成本開銷，一合計，竟然賺了3100元。
很自然地，第二年，陳誌雄擴大了規模。
他又承包了鄰村50畝，加上喂魚需要割草做飼料，自己一家人實在是忙不過了，所以不得不請人來幫工。
到最後，來陳家幫忙割草的短工最多時有30多人，一人一天給工錢2元，長工一度也有7人，月工資50元。
這一年，陳誌雄百畝魚塘純收入7250元，而當時一個農民一年務農毛收入最多不過1000元。
然而陳誌雄的做法，直接觸碰到了“紅線”，因為雇工觸及到了國家最核心的問題，雇工是與資本家、剝削等敏感的詞彙連在一起的。
陳誌雄和他的事業，直接對當時的意識形態提出了挑戰。
然而，這種存在，又絕非個案。
在安徽，一個自稱“傻子”的農民，炒瓜子同樣炒出了“雇工問題”。
他叫年廣久，42歲時炒瓜子有了口碑，最多的時候一天可以賣出兩三千斤瓜子。
忙不過來時，便陸續請來一些無業青年當幫手，到1979年秋天，居然就有了12個幫工。
可是，“傻子”怎麼可能是剝削階級呢？
他平生隻會寫五個字，分彆是“年廣久”和“同乙”。他7歲就在街上撿煙頭掙錢，9歲當童工學徒經商，十幾歲接過父親的水果攤開始維持生計。翻看他的履曆，明明就是最底層的勞苦大眾。
放眼全國，眼下個體戶已經相當多了，雇工十幾個、二十幾個，甚至上百個的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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