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顧名思義，從狹義上說，城中村是指農村村落在城市化進程中，由於全部或大部分耕地被征用，農民轉為居民後仍在原村落居住而演變成的居民區，亦稱為“都市裡的村莊“。其中的居民也不乏一些混混或者黑勢力，在嚴掃黑除惡的今天，一些非法產業鏈也依然可以在此苟延殘喘。
想到這裡，我又不免聯想到一些國人普遍歧視鄉村地帶的現象，講真的，到現在來看，大部分的黑勢力都隱藏的地方，也的確無非就是些城中村或者郊區鄉村地區，再加上農村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較低，發展基本靠政府拆遷，拆遷完了發了財往往也不好好學習工作，而是酒足思淫欲吃飽沒事乾，雖說大部分的農村人口都是遵紀守法的好公民，但每次這些混混的聚集地都在鄉鎮地區，難免讓人無法正視，唉，想想真是一坨屎壞了整鍋湯啊。
當年我在做民警的時候，也難免要和廣大民眾打交道，打交道的過程中也經常會接觸到一些民眾的“新思想”，在接觸這些思想時，我發現了國人普遍有仇富仇農的心理，這裡其實要我說，仇農的，無非就是認為農村人口素質低或者受教育水平不高再或者就是治安問題，不過在我看來，雖然我從小在市裡長大，但我認為這些是可以隨著社會的發展而解決的，需要的不過是時間。
反倒是仇富，這個心理比較讓我頭疼，其實在我看來，國人之所以仇富也無非是一些類似於謝易這樣的富家子弟“為非作惡”，著實是讓人難受。然而在當前社會與過去社會的不同點就在於，過去社會是“寒門出狀元”，現代社會是相反的，我們可以從大數據上看，通常富裕家庭的孩子的受教育程度都相較於貧困家庭的孩子受教育程度高，而當前社會已經不存在溫飽問題，學生參加完九年義務教育後選擇棄讀無非是自身的問題，而當前社會上的富豪們，比如謝震，其實都是艱苦卓絕過來的，對自己家的孩子的教育往往也是非常的到位，隻是偶爾一兩個謝易這樣特殊案例罷了。之前有人問我為什麼現代人主要的惡事都是富人做出來的，我作為一個偵破無數奇案的警察回答他，因為作案是需要成本的，窮人的資本無法讓其大肆作案，但富人可以。所以富人一旦作惡，基本上影響力都是有上頭條的潛質的，而窮人作惡，無非是些小偷小鬨，我做民警的時候見多了，我還告訴他，你試想一下，就你認識的富人和窮人而言，真要是資本對調，你覺得誰才是惡人？不作惡的人未必不是惡人，有可能他隻是沒有資本和勇氣。比如說，富人想嫖娼可以睡女演員，窮人想嫖娼隻能睡站街妹，看上去富人惡起來更惡，實際上就我多年的經驗來看，有嫖娼經驗的窮人比富人多多了，富人的素質往往是較高的，通常會更有道德底線，所以作不出惡。一旦一兩個個彆案例作惡，那必將是滿城風雨，再加上新聞的引導，群眾的仇富心理就來了，然而有些人從不自己照照鏡子。
據說文化大革命之後的第一批高考的學生，全是一些被批判了快一百年的地主的孩子，務農鬥地主打地主幾十年，卻從沒想過地主為什麼能欺負務農自己。彆人的孩子在學習的時候，自己在教導孩子讀書沒用，然而隻教會了孩子不負責的人生態度。
“唉你說江信啊，”秦牧打斷了我的思緒，“你怎麼看韋空這個人？”
我下意識地轉頭看秦牧的表情，不像是在看玩笑，便回答：“怎麼說？老哥？”
“我覺得這個人有點憤世嫉俗，談不上憤青，但就是感覺他整個人在‘正義’，‘法治’的話題裡總是很激進，有些時候我甚至覺得他有點幼稚。”
“你這算是...?”
“肯定不是說他的壞話，就是覺得他這樣可不好。”
“一個警察憤世嫉俗點有啥不好？”
“不是這個，你根本不明白，我也和韋空吃過飯，真的，他整個人感覺完全容不下社會的任何非正義，其實作為警察這真的不是好事。我在這裡乾了五年了，我見過很多肮臟的不能再肮臟的陰暗，而這些是刑警的必修課。我剛開始認為這些怎麼可以被容忍？應該立刻掃除，直到那些幕後黑手，我根本不知道他們是誰，但他們的確一次又一次地在社會看不見的那一麵獲利，我總算是明白了，社會真的就是這樣的，法律就是有管不到的那一麵的，正義真的就是個笑話，而這些，也是刑警的必修課。每個刑警都是從最剛正不阿的，變成最能容忍罪惡的，說真的，你再做幾年很快就明白的，尤其是黃哥不在了你和韋空要抗大旗的如今，你很快就明白的，刑警見識過的罪惡會比那些黑惡勢力見識過的還要多，到了最後，等待著你的，也隻能是對非正義的麻木。”
秦牧略帶惋惜地一字一眼地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