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這個名字、這本護照可以在當地的各家銀行開設賬戶，而且是東國國內查詢不到的，與此同時，耿凡健還保留了東國護照和身份證。
那是2017年底、2018年初的事情，然後耿凡健回到了國內，中介方告訴他隻要安心等待就好。當時身邊沒人知道他已成為幾裡國的公民，還換了一個新名字。
可是轉眼到了2019年初，承諾中的每年百分之五的投資收益並沒有打到賬戶上，於是他又找到大安洋公司。客戶經理讓他看協議，投資收益是在酒店建成並營業後才有的，如今酒店還沒有竣工，當然尚無收益。
但是客戶經理也安撫他，酒店再過一年就可以竣工，屆時五年投資回報以及五年後全額返還投資款的條件不變。而且這兩年並不計算在入籍等待時間內，他隻要再等四年仍可以成為彆利國公民。
耿凡健也不傻，當即拿出原協議條款核對，合同上寫著半年內就可以完成酒店建設，並辦理產權過戶手續，而現在已經過去一年了。
中介方則解釋由於投資人數較多，酒店需要重新設計，擴大規模和接待能力，所以才推遲了工期。
這時候耿凡健就感覺不對了，但他還是不太敢相信大安洋出國這麼大的一家企業，已經在移民行業經營了多年，還會搞公然欺詐的項目。就算有欺詐行為，合同在手他仍然可以通過法律途徑索賠。
可是又過了一年，他不僅沒有等來酒店竣工的消息，該項目的相關宣傳已經從大安洋公司的官網上刪除了。
耿凡健再找上門，當初那位“專人專程一站式服務到底”的投資顧問已離職，接待的人隻告訴他酒店仍在建設中。
耿凡健當即就要求退回投資，否則就訴諸法律，而對方卻說大安洋公司已經履行了合同責任，言下之意就是讓耿凡健儘管去告。
耿凡健聯絡了這個項目的同一批投資人，大家拉了一個維權群，又出資在尚海請了一位代理涉外經濟糾紛的律師，名叫奈特。
奈特律師看了他們手裡的全部協議資料，包括很多外文資料，告訴他們這個官司在國內幾乎沒可能打贏，甚至都沒有辦法起訴。
奈特律師指出，這些年這種移民項目很多，這個行業目前也很無序，有的中介目的就是收取高額的服務費與傭金，至於項目本身會不會坑人，那就要看上帝是否包郵了。
這其中涉及到很多複雜的專業法律問題，比如大安洋公司隻是中介方，而不是項目的開發方，他們收取的隻是谘詢費和推介傭金。
奈特看了所有的協議文本，指出大安洋公司承諾的服務其實已經完成了，就是給客戶辦理了幾裡國的國籍。
這裡麵最大的坑有兩個。其一是持有幾裡國護照確實可以免簽進入彆利國，從而免簽進入羅巴聯盟二十六國。但他們隻能以遊客身份，既不能在當地工作，也不享受任何福利。
至於五年後能否加入彆利國國籍，政策是有的，可能性也是有的，但需要每個人自己按彆利國的規定提出申請，批不批準是彆利國的事情。這不是中介機構能夠保證的，合同的附錄上也有詳細的外文介紹。
第二個大坑就是那個酒店。工程建設與項目管理方都在幾裡國，他們簽的是一份投資協議，這屬於工程延誤方麵的糾紛。
這其中還存在一個法律上的死扣，這一批投資人都已經拿到了幾裡國的國籍，而工程所在地也是幾裡國境內。幾裡國公民在幾裡國境內的糾紛，東國的法院也無法審判。
理論上他們也可以在國內起訴大安洋公司，主張對方在推廣項目的過程中存在欺詐行為。但是隻要上了法庭就存在另一個問題，這些人自身也已經違法了。
東國不承認雙重國籍，他們辦了幾裡國的入籍手續，卻沒有向公安以及外交部門報備，仍保留了東國護照與公民身份。
在起訴提交證據的時候，這些信息必然要提交，那麼在開庭之前他們就麵臨一種困境，東國護照會被沒收並剪毀。
東國語幾裡國公民，這兩個身份屆時隻能保留一種。假如他們還想保留東國公民身份，那就不要鬨到法庭上，至少不要自己去撞東國執法機關的槍口。
那麼無論是從理論上還是法律上，可行的維權方式，就是到幾裡國以幾裡國公民的身份，起訴酒店項目的建設方與管理方違約，要求收回投資或索賠。
但是奈特律師不建議他們這麼做，而且想打這個官司，還得拿到項目方確實沒有將投資用於酒店建設的證據……她提供的專業建議大體就是這些。
這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扯皮。站在耿凡建的角度，他總共付出了一萬五千東國幣的谘詢費、五十萬東國幣的第三方中介費、十萬米金的投資，合計東國幣超出了一百三十多萬元，僅僅拿到了一本幾裡國的護照。
酒店項目遙遙無期，投資恐怕是打了水漂，至於入籍彆利國的承諾也是一句空頭保障，還需要他自己按規定去申請，中介方頂多幫忙填寫資料，並不能保證申請通過。
耿凡建哪難能咽得下這口氣？同樣參與了這個項目的一百多號投資人也都咽不下這口氣。
後來因為疫情，很多事情都延誤了，直到去年秋天，東國境內的疫情已基本得到控製。這邊的大雨季結束後，耿凡建又一次輾轉來到了非索港。
律師勸他不要來，但耿凡建還是來了，而且他居然真的敢來！他是來搜集證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