賜“功臣”號，始於唐德宗奉天之役。自後藩鎮，下至從軍資深者，例賜“功臣”。本朝唯以賜將相。熙寧中，因上皇帝尊號，宰相率同列麵請三四，上終不允，曰：“徽號正如卿等‘功臣’，何補名實？”是時吳正憲為首相，乃請止“功臣”號，從之。自是群臣相繼請罷，遂不復賜。
譯文
作者：佚名
三司使的級彆在翰林學士之上。按舊時體製，三司使權使公事與三司使正官職任相同，所以“三司使權使公事”的結銜，“三司使”三字在“權使公事”之上。慶曆年間，葉道卿為三司使權使公事，執政官有欲壓製道卿的，因而在頒降任命他的敕書時，移“三司使”三字於“權”字之下而稱“權三司使”，遂使權三司使的立班在翰林學士之下，並且至今沿用為定例。後來曾有人奏論此事，雖然“權三司使”的結銜未變，而權三司使新任命，閤門使傳達皇帝聖旨，偶爾也有列其等級在翰林學士之上的，但不是固定的成
宗室子弟授予南班官銜，世人傳說是在王文正（旦）為宰相時開始提議的，事實不是這樣。按舊時製度，宗室子弟沒有升遷官階的法規，隻有遇到很少舉行的盛大慶典，才普遍升遷一級。景祐年間，初次製定在南郊合祭天地時以□□、太宗、真宗一起配享的製度，宗室欲借此大典禮請求推恩遷官，因而讓諸王宮教授刁約起草表章報告皇上。事後刁約拜見宰相王沂公（曾），沂公問日前宗室請求遷官的表章是誰起草的。刁約一時猜不透他的意思，就回答說不知道。回來後刁約想這事，怕事情被追查後會造成窘迫且將得罪，於是又到宰相府拜見沂公。沂公還像上次那樣問他，刁約更加恐慌，不敢再隱瞞，遂如實回答。沂公說：“沒有其他意思，隻是喜歡這表章的文詞。”並再三給以表揚。然後又慢慢說道：“已得皇上旨意另行安排，隔幾天就會有政府的指令。”自此遂有宗室授予南班官的成例。皇帝的近親從開始除授位次低的將軍，凡經七次升遷，即升至節度使，於是成為固定的製度。宗室諸人用上千匹細絹答謝刁約，刁約推辭不敢接受。我和刁約有親戚故舊關係，他曾出示當時所上表章的草稿給我看過。
太宗命創方團毬帶賞賜兩府的文臣。後來樞密使兼侍中張耆、王貽永都受到特賜，李用和、曹郡王都因為是元舅而受到賞賜，近年宣徽使王君貺因為年高德昭而受特賜。這些都是出於特彆的禮遇，並非定例。近年京城人士穿著官服乘馬時，用淺黑色的衣服蒙在官服外，稱為“涼衫”，也是古代遺傳下來的做法。這種淺黑色的衣服就是《儀禮》中的“朝服加景”，隻是不知道古人“景”的式樣、顏色是怎樣的。
掌內外製的學士和知製誥凡是起草任命官員的製書，隻要被任命的是給諫、待製等五品以上的官員，起草者就都有潤筆物。太宗時曾確定潤筆的錢數，命刻於碑石上立在舍人院，每任命官員就出文書督促發放，供職舍人院的官員以至吏人和馬夫都有分沾。元豐年間改革官製，內外製官員都增加了添支錢，遂罷去潤筆的錢物。
唐代製度，官品不夠而以其他官職暫時代理或兼任的官員，稱為直官，例如許敬宗任直記室就屬此類。我朝學士、舍人都設置直院。熙寧年間，重新設置直舍人院、直學士院，隻是以資曆淺的人來任職，其實是正官，而非直官。熙寧六年，舍人都被貶官撤職，閣中無人，於是讓章衡權知製誥，但不授予其直院之職，因為他是暫時兼職。古代的兼職官員，多數是暫時兼任，如有長期兼任者，就相當於正官。我家藏有《海陵王墓誌》，謝朓撰寫的，他落款的官銜稱“兼中書侍郎”。
三司、開封府、京城外州府的長官升堂理事，都有衙役在前引路吆喝。本朝製度規定，在宮禁之中隻有三種官員可以吆喝通告：宰相到中書省時通告，翰林學士到翰林院時通告，禦史到朝堂時通告。吆喝通告時都用穿紅衣的役吏，稱作“三告官”。在官員所經過的地方，門吏用棍杖敲地以警示眾人，稱作“打杖子”。對兩府、親王，要從殿門一直打到本司或上馬的地方；宣徽使打於宣徽院；三司使、開封府尹打於各自的官署。近年來，寺監長官也要打杖吆喝，這不合過去的規矩。以前宰相上朝，也有經皇帝特許，張華蓋、打杖子的，那是臨時性的指令。手持絲梢鞭進宮，要三司副使以上官員才可以；副使隻可乘紫絲暖座跟隨入內。允許儀仗隊長手持舊棍杖，得是待製以上的官員才可以。近年來寺監長官也持藤杖，這不合過去的製度。文武百官的儀仗規則，除記入律令以外，各家所作的記載，還是有遺漏。所記儘管很瑣細，卻也是一個時期用於禮儀的器物。
都堂及寺觀百官會集時的座次，多出於臨時安排。唐代以前的舊製都無法查考了，唯有顏真卿寫給左仆射定襄郡王郭英義的一封書信說：“宰相、禦史大夫、兩省五品以上供奉官自為一行，十二衛大將軍的座位在其次，三師、三公、令仆、少師、保傅、尚書左右丞、侍郎自為一行，九卿、三監的座次在他們對麵。自古以來，未曾錯亂。”這段話大略體現了當時的舊製，今天抄錄在這裡，以彌補記載的遺漏。卿、三監的座次在他們對麵。自古以來，未曾錯亂。”這段話大略體現了當時的舊製，今天抄錄在這裡，以彌補記載的遺漏。現了當時的舊製，今天抄錄在這裡，以彌補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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