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是客觀的，而感受是主觀的。對每個人來說，快樂的日子總是很短暫，痛苦的日子總是很漫長。這個春節，對於相峙綿水西岸的霹靂軍士兵來說，雖然戰事緊張卻也十分愜意。畢竟吃得飽穿得暖，還能大口吃上肉，輪班值守的時候還能喝上酒勾兌的糖水，春節在晃眼間便過了。在河對岸的蒙軍日子便沒有這麼好過了，蒙古騎兵倒能吃飽穿暖，蒙古漢軍士兵也能混個溫飽，地位最低的楊文安部新附軍便隻能半饑半飽，日子便難熬多了。這些新附軍居住在臨時搭建的窩棚，四處漏風不說還飽受濕霧和冷雨的侵襲。在饑寒交迫之下，發生疫病流行幾乎是必然的事。隨著疫病在新附軍營地流行，很多士兵紛紛病倒，每日都有不少病死者被拖出營地。
早這疫病之初，蒙古騎兵和蒙古漢軍便撤離到了楊文安部數裡之外重新紮營。為了防止疫病傳播，楊文安被迫將生病的士兵驅趕到營地角落讓其自生自滅，甚至將這些生病的士兵驅趕向河邊，以圖將疫病傳給霹靂軍，隻不過還沒有走到岸邊便倒在了密集的炮火之下。楊文安又試圖用重型投石機將病死屍體拋過河，隻不過投石機還沒有安裝完便被摧毀。楊文安不清楚的是，其大營的一舉一動都在霹靂軍的望遠鏡觀察之下，其禍水東引的意圖自然被洞悉得一清二楚。
春節之後，眼看著天氣一天天轉暖，看著逐漸上漲的河水，楊文安已萌生退意。隻不過劉黑馬不同意退兵，叔父楊大淵也寫信斥責其沒有耐心和定力。楊大淵在信中語嫣不詳地告訴他，開春以後臨安朝廷會有大動作，宋軍內部必然生亂，屆時便可趁機突襲，甚至一舉奪下整個四川也可未知。楊文安收到來信後隻得一邊加強營地的防禦，一邊派人去周邊州縣搜刮糧食。受疫病的影響，其手下士兵已減員到二千二百人，這其中多數人因缺糧而身體孱弱，戰鬥力已下降不少。更要命的是營地之中的糧食已經告馨，眼下又正是青黃不接的春荒時節，百姓尚且靠樹皮和野菜過活，根本搜刮不到多少糧食。
楊大淵信中所說的臨安朝廷的大動作，便是賈似道推出的“打算法”。眼下宋蒙戰爭已進行了近二十年，大宋財政已經近於崩潰，朝廷陷入空前的財政危機。要解決財政危機，不外乎從開源和節流兩個方麵入手。從全國主要的稅源來看，原來的稅賦重地四川基本被打爛，六十餘州隻剩下殘荒的二十餘州，從每年可以為國家輸送巨額稅收的“天府之國”變成需要國家巨額財政補貼的無底洞；京湖北路、兩淮（現湖北、安徽與江蘇南部）的大量土地被劃為軍屯，其收入隻能勉強維持當地駐軍之需。
除了這些傳統的糧稅重地之外，其餘地方並沒有多少稅收上繳朝廷。福建路本來就沒有多少可耕作的土地，閩籍鄉民被迫出海謀生，而貌似繁榮的外貿，卻基本被泉州的宗室與蒲壽庚等回回商人侵吞，這些人的利益又與朝廷官員緊緊糾纏，官府其實收不到多少稅收，每年還要耗費巨資養著泉州的數千宗室；而兩廣還處於山高林密的半原始狀態，土地產出有限，如果加強征稅會引發民變甚至叛亂。實際上，此時在整個南宋帝國，稅收已經重得老百姓已經活不下去了，很多地方的稅甚至提前征收到幾十年之後，如果再壓榨百姓，那等不到蒙古人南下就會被民眾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