嶽飛說到此處，稍作停頓，見韓世忠聽得入神，便喝口茶繼續說道：“至神宗皇帝即位，豪強盤剝，稅賦日重，以致國內生變，外又有交趾作亂，實為內外交困、國力日乏之局。但其仍能大膽起用王安石為相，效秦時商鞅變法故事，一改祖宗之法，行熙寧新法，實乃大才也。然新法之弊未去，又顧慮舊臣之反對，首鼠兩端，終使富國強兵取土之法難以施行。究其原因，乃是其對新法信心不足，又無雷霆之手段，其才不足矣。若是換作太祖皇帝臨朝，則新法必能貫徹，則國力日盛。但其雖新法未成，卻立後世之基，又有元豐改製，去官吏冗餘，實乃大善。然其誌大才疏，雖有席卷八荒之雄心，卻難有祖宗之雄才，富弼曾勸其二十年內不可用兵，然其十年之內卻是數用其兵，以致有永樂城之慘敗。是故神宗皇帝雖天性孝友，其入事兩宮，必侍立終日，雖寒暑不變。又嘗與岐、嘉二王讀書東宮，侍講王陶講諭經史，輒相率拜之，由是中外翕然稱賢。其即位也，小心謙抑，敬畏輔相，求直言，察民隱，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不治宮室，不事遊幸，勵精圖治。又以王安石入相，使青苗、保甲、均輸、市易、水利之法既立。然宋政之亂，亦自其始，貽譏於後世者，非有奢淫暴虐之行，唯上之求治也亟，下之言治者已煩爾。”
“哲宗皇帝即位於幼，高太後臨政，使新法儘去，舊臣當道，始有元祐更化、蜀洛朔黨爭，使神宗一朝之功業儘廢。儘至其親政，又一反舊法，任用新臣，重開王安石新法之路，於是朝堂之下爭論不休，反將新法擱置，陷於黨爭，於是有紹聖紹述。於是經濟上雖以恢複新法為號召，實則隻是恢複元豐年間舊例，反閹割新法之中富國之策，而在抑製兼並等事上，比起元豐年間反為倒退，使變法之初衷喪失殆儘。且其在位之時，立意用兵，雖先後大勝西夏、吐蕃，使其重歸為宋之屬國，又行詔令於天下，四夷皆服，但使得國力日虛，再難為繼。是故哲宗皇帝以衝幼踐阼，宣仁同政。初年召用馬、呂諸賢，罷青苗，複常平，登俊良，辟言路，天下人心，翕然向治。而元祐之政，庶幾仁宗。奈何熙、豐舊奸枿去未儘，已而媒蘖複用，卒假紹述之言，務反前政，報複善良，馴致黨籍禍興，君子儘斥，而宋政益敝矣，實為可惜！”
“及至徽宗皇帝，章惇曾言：端王輕佻，不可君天下。但向太後以己無子，神宗諸子皆庶為由，主張立哲宗次弟端王，方有徽宗皇帝之位。即位之後，又由向太後主持朝政，複又用舊法之巨，將哲宗年間新法儘去。還政之後，徽宗皇帝更是親小人，遠賢臣，先後將章惇等賢相謫貶，而重用蔡京等奸臣。雖名為崇法熙寧變法，卻實為斂財之手段。故有蔡京等人無惡不作，賄賂公行，賣官鬻爵，巧立名目，增稅加賦，搜刮民財之舉。而徽宗皇帝不問政事，一味尊崇道教，不顧國庫空虛而大興宮觀，而自己則縱情書畫，大興花石綱，將搜刮於民的財物儘數揮霍。為阻言路，儘改前朝舊製，詔書皆為禦筆手詔，而不經中書、門下商議，實乃政令之胡為也。及至宣和年間，天下百姓皆苦，便有宋江、方臘等人揭竿而起。韓將軍親曆其事，當知非是百姓要反，而是奸賊橫行，官逼民反而已。隨後徽宗皇帝信李良嗣、童貫等人之計，聯金滅遼，又重用童貫攻遼，以數十倍於遼之兵力慘敗而歸，最終隻得以重金換得一個城市邱墟、狐狸穴處的殘破燕京之空城。將軍與我都曾隨劉延慶伐遼，可還記得當年其燒營而奔，將士相蹂踐死者百餘裡之慘狀否？滅遼之後，宋金之間，再無屏障，於是金人兩度南下，始有靖康之禍也，徽宗皇帝之北狩，實乃咎由自取。是故徽宗皇帝失國之由，非若晉惠之愚、孫皓之暴，亦非有曹、馬之篡奪，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諛。於是蔡京以獧薄巧佞之資，濟其驕奢淫佚之誌。溺信虛無，崇飾遊觀，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為誕謾，怠棄國政，日行無稽。及童貫用事，又佳兵勤遠，稔禍速亂。他日國破身辱，遂與石晉重貴同科，豈得諉諸數哉？昔西周新造之邦，召公猶告武王以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賤用物，況宣、政之為宋，承熙、豐、紹聖椓喪之餘，而徽宗又躬蹈二事之弊乎？自古人君玩物而喪誌，縱欲而敗度，鮮不亡者，徽宗皇帝甚焉，其諸事皆能，獨不能為君耳！”
“及至欽宗皇帝即位，早已是山河破敗，乾坤混亂之局，雖其能先用李綱，免一時之禍，然其性格懦弱，又無政事曆練，最終不免一敗塗地。是故帝在東宮，不見失德。及其踐阼，聲技音樂一無所好。靖康初政，能正王黼、朱勔等罪而竄殛之，故金人聞帝內禪，將有卷甲北旆之意矣。惜其亂勢已成，不可救藥，君臣相視，又不能同力協謀，以濟斯難，惴惴然講和之不暇。卒致父子淪胥，社稷蕪茀，實不足論也。”
嶽飛將九帝之功過，一一細說完之後，終於可以喘口氣，將桌上碗中茶水一飲而儘，看著韓世忠一言不發。
而韓世忠則陷入沉思，想到當年往事，雙目見紅，含淚於眶，許久之後才長歎一聲。起身對著嶽飛再拜，而這一次，嶽飛並未相扶，坦然受其一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