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論對高宗皇帝認識之深，滿朝文武，除卻嶽飛之外便是隻有李綱了。從當初守衛開封，一片形式大好下卻被徽、欽二帝生生葬送，再到高宗皇帝初即位後對其先用後貶。這一番宦海沉浮，讓李綱對趙氏一族已近絕望，雖然這位明相依舊不計前隙，仍舊在朝堂上儘自己最後的一份光和熱，但其實從他的內心來說，早已看透了高宗皇帝的本質，如今其心思也如嶽飛一般，僅僅隻是不忍宋室傾頹，百姓受難而已。
而嶽飛受李綱提點頗多，因此也與這位長者私交頗佳，就在高宗皇帝用張浚之計，意欲北伐之時，他便提出過疑問：“今日主兵者之失，大略有四：兵貴精不貴多，多而不精，反以為累；將貴謀不貴勇，勇而不謀，將致敵擒；陳貴分合，合而不能分，分而不能合，皆非善置陳者；戰貴設伏，使直前而有中道邀擊之虞，即非善戰者。願明詔之，使知古人用兵之深意，非小補也。朝廷近來措置恢複，有未儘善者五，有宜預備者三，有當善後者二。今降官告，給度牒，賣戶帖，理積欠，以至折帛、博糴、預借、和買，名雖不同，其取於民則一，而不能生財、節用，核實、懋遷，一也。議者欲因糧於敵，而不知官軍抄掠，甚於寇盜，恐失民心，二也。金人專以鐵騎勝中國，而吾不務求所以製之，三也。今朝廷與諸路之兵儘付諸將，外重內輕，四也。兵家之事行詭道，今以韓世忠、嶽飛為京東、京西宣撫，未有其實而以先聲臨之。且中軍既行，宿衛單弱，肘腑之變，不可不虞，則行在當預備。江南、荊湖之眾儘出，敵或乘間搗虛，則上流當預備。海道去京東不遠，乘風而來，一日千裡，而蘇、秀、明、越全無水軍，則海道當預備。假使異時王師能複京東、西地，則當屯以何兵？守以何將？金人來援，何以待之？萬一不能保，則兩路生靈虛就屠戮，而兩河之民絕望於本朝。勝猶如此，當益思善後之計。”
並且他還建議道：“今日之事，莫利營田。然淮南兵革，江湖旱災之餘，民力必不給。謂宜令淮南、襄、漢宣撫諸使，各置招納司，以招納京東、西、河北流移之民，明出文榜，厚加撫諭，撥田士，給牛具，貸種糧，使之耕鑿。許江、湖諸路於地狹人稠地分自行招誘，而軍中兵願耕者聽，則人力可用矣。初年租課，儘畀佃戶，方耕種時，仍以錢糧給之，秋成之後，官為糴買，次年始收其三分之一，二年之後乃收其半，罷錢糧，此其大概也。不然，徒有營田之實，何補於事？”
不得不說，李綱做為大宋難得的明白人，將北伐之事看得極為透徹，他並不主張立即用兵北伐，而是希望朝廷安撫兩淮、襄、漢等地百姓，收攏京東、西、河北流民，進一步打好基礎，而不是貿然興兵北伐。
可惜急於以戰求和的高宗皇帝和急功近利的張浚根本聽不得這般忠言，執意北伐，而嶽飛此時也覺得一旦突入偽齊腹地，用兵渡河，在北方紮下一枚釘子，作為前沿的根據地，可為之後行事打好基礎。
但事實證明李綱的擔憂並非無因，而他在朝中多年的經曆也更讓其明白高宗皇帝的心思，如果說嶽飛還報有一絲絲希望的話，那李綱便是對整個朝廷已然失望透頂。
就在嶽飛意欲大展身手的時候，趙鼎的一封書信令其徹底清醒了過來，他終於還是發現自己太過天真，對高宗皇帝過於高看。而正如李綱所判斷的那樣，由於戰線拉得太長，又太過深入敵後，嶽家軍麵臨著一個極為嚴峻的形勢，缺糧。
由於京西、京東兩路在長期的戰爭之中受損嚴重，人口降至穀底，又加之偽齊僭立後，對屬地橫征暴斂，百姓無不深受其害。就算是襄陽到鄂州的這片土地上都是十分荒涼，在嶽家軍開往襄陽屯駐之時，沿途可以看到十室九室，可謂是“經亂離之後，長塗莽莽，杳無居民”，“墟落尤蕭條。虎狼肆暴，雖軍行結隊伍，亦為所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