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第一次跨海征日是在至元十一年的時候，以鳳州經略使忻都、高麗軍民總管洪茶丘主帥，由水師搭載陸師，浩浩蕩蕩地開赴日本對馬島，這支軍隊由契丹人、高麗屯田軍、降元金人與北方漢人組成，可以說是雜牌軍。
而在元軍登陸九州島後，日本人的抵抗相當頑強，出發前元軍並沒有預計到這次跨海征日戰爭的困難，在後勤補給上沒有做太多準備，運送補給的船隻又因為颶風無法抵達，餓著肚子的元軍被日本人趕下了海，僅有半數部隊逃出生天。
蒙古人第二次跨海征日則是在至元十八年，此役被日本稱作“弘安之役”，元朝汲取了上次失利的教訓，這次兵分兩路，北路軍還是契丹人、高麗人、金人、北方漢人的組合，而南路軍則是由精於水戰的宋朝降將範文虎率領，兩路軍中也有相當數量的蒙古軍官和士兵。
日本人也沒閒著，北條家沿博多灣海岸線修築出很多高約兩三米、底部寬達三米的防禦工事，取號“元寇堡壘”，用於觀察海麵上元軍的態勢及抵禦其搶灘登陸，但日本人的準備基本都白做了，一場被日本人稱為“神風”的颶風過後，元軍被摧毀殆儘，這次連登陸的影子都沒摸到。
蒙古人兩次遠征日本的慘痛失敗，距今不過一百一十年，所以對於這個時代的大明君臣來說，遠征日本，還是需要冒很大風險的，畢竟，當年橫掃天下的蒙古人都栽了，誰也不敢打包票說自己打這仗一定沒問題不僅這海上颶風有點邪性，而且日本本身也不容忽視，其國內雖尚未結束南北朝戰亂，但整體仍然是一個人口上千萬、兵馬數十萬的大國，就體量而言，甚至要大於北元，並且已經維持了數千年的獨立，絕非是一個能夠輕易攻取的對象。
韓國公李善長點了點頭，表示讚同徐達的觀點：“陛下，臣也認為消息雖然探明，但此時不宜遠征日本，最起碼，要準備好一支規模十萬人上下的遠洋水師，並且讓軍隊專門訓練登陸作戰，且準備好一旦戰爭陷入曠日持久之後還能夠充足供應的後勤物資，才有戰而勝之的把握。”
“而且，我軍既然已經在北方邊境上，準備發起對北元的總攻，還是應當以北元這個生死大敵為重。”
這話倒是沒錯，大明先後收複了雲南和遼東，為的就是這最後一擊，跨海征日雖然重要，但還沒有覆滅北元重要。
鄭國公常茂則持不同意見，他上前一步，慷慨陳詞：“陛下，臣以為我們應該趁此機會遠征日本，日本雖然隔著大海，但本身此時尚處於南北朝內亂之中，我朝兵強馬壯，隻要能夠登陸定能一舉成功。況且，日本對我朝一直心懷不臣，還敢殺戮我大明使者，此次遠征可以震懾他們，揚我國威。”
常茂口中的這件事，指的是當年朱元璋派遣使者前往日本，而日本方麵不僅拒絕了明朝要其稱臣納貢的要求，並以明使無禮為由把主使楊載和副使吳文華扣押起來，最後還斬殺了五個人，可以說是對大明威嚴的挑釁，這件事情，讓大明的高層始終耿耿於懷。
曹國公李文忠也表達了自己的看法：“陛下，臣認為遠征日本有利有弊。利在可以獲得金山銀山，弊在可能會損耗國力勞而無功，但不論如何，都應儘早下定決心，否則如果等日本結束南北朝戰亂，再恢複過來，到時候打起來可能更費勁了。”
實際上，大明高層的判斷並沒有錯，眼下是洪武二十年，日本的南北朝分裂，已經進入了終局，南朝在九州、四國、本州等地，都陷入了全麵頹勢。
而如果曆史走向沒有任何改變的話，那麼再過五年，到了洪武二十五年，日本南朝的大覺寺統和北朝的持明院統，將在室町幕府幕府將軍足利義滿的主持下，締結著名的《明德和約》，締約後南朝的後龜山天皇將向北朝的後小鬆天皇讓渡天皇三神器（天叢雲劍、八尺瓊勾玉、八咫鏡），從而結束持續了足足一甲子之久的日本南北朝分裂的局麵。
朱元璋聽著眾臣的發言，眉頭緊鎖，他知道這是一個艱難的抉擇，稍有不慎就可能重蹈蒙古人的覆轍，但他也清楚，如果放棄這次機會，等日本重新完成統一，從南北朝的巨大創傷中恢複過來，那以後想打恐怕就難了。
而且，考慮到日本因為南北朝戰亂而產生的流浪武士，正在組成倭寇不斷的肆無忌憚地侵擾大明的邊境，難免日本恢複過來之後，反而會成建製的騷擾大明，此時不打，日後遺禍無窮，這也是一種隱患。
畢竟，再怎麼說，自己主動出擊，也比等敵人緩過氣來以後被動挨打要強得多。
因此，經過一番思想鬥爭後，朱元璋終於做出了決定：“日本，咱打定了，蒙古人做不到的事情，咱們漢人未必做不到！從今日起，訓練士卒，興建水師，儲備輜重，爭取五年之內，一舉征平日本！”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