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慶曆九年年底，在一片歡天喜地當中，舊的一年落下帷幕。
這是慶曆十年。
同時也是公元1050年，趙駿來到大宋後的第14個年頭。
短短14年時間間，大宋經曆了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等等全方麵的改革。
國力展現出質的飛躍。
從GDP的數據來考量的話，生產總值相比於景佑年，增長了不止一倍。
根據景佑年的稅收以及當時的稅率，差不多能算到那個時期大宋全國的GDP大概在3-4億貫左右。
但到了慶曆四年就增長到了16億貫，到慶曆八年，隨著鋼鐵產業全麵鋪開，各種建設催動經濟發展，GDP達到了30億貫。
並且景佑年的稅收非常高，明麵上的稅率是10%，但加上各類苛捐雜稅和層層剝削，普遍能達到20-30%左右，對底層百姓的壓迫尤為嚴重。
而現在農業稅大幅度下降，稅率較高的部分也隻有擁有土地較多的地主以及資產較多的富豪，總體稅率維持在12%，對資產較少的貧民稅率更是降低至7%以下。
如此大宋朝廷一年的總收入能達到3億多貫，隻是裡麵大概有三分之二的要歸於中央財政，地方隻保留其中的三分之一。
可以說，現在的大宋已經是封建王朝當中最好的時代，真正意義上最富裕的時代。
而不是曆史裡那個積貧積弱，隻是利用較高的抽稅手段，保持大宋中央朝廷的財政收入高，但底層卻過得非常艱辛，以至於造反層出不窮的北宋王朝。
當然。
公元1049年的慶曆九年自然也不是完全一帆風順，這世上就不可能有全國各地到處都風調雨順，沒有任何自然災害的曆史朝代。
從本質上來說，一個地方存在的一些貪官汙吏，危害程度遠不如一場自然災害高，如旱災、洪澇、蟲災等。
因為貪官汙吏再貪，也完全不可能把全縣所有人賴以生存的糧食給貪掉，那不現實。
而天災卻可以。
一夜之間可以令一縣，一州，乃至一路顆粒無收，沒有食物的百姓變成災民，能像蝗蟲過境一樣，把能吃的全部吃掉。
然而現在大宋卻已經幾乎沒有因天災而出現大規模動蕩，即便有災害，也很快會被平息。
比如慶曆九年燕雲十六州，包括河北部分地區出現旱災。
這場涉及三路二十多個州，波及數百萬百姓，足以撼動一個普通王朝，甚至能成為王朝末年壓垮駱駝最後一根的災情，卻沒有濺起太大的水花。
幾乎是在剛剛有端倪的時候，就被大宋朝廷第一時間調集糧草解圍，然後迅速消弭於無形。
就在於大宋強盛的國力。
從這裡就能看出來，大宋如今的綜合國力已經超過了公認的封建王朝巔峰的清朝，邁入進了一個全新的時代——工業時代。
工業時代的生產力是巨大的，抵禦災情的能力也比封建王朝強得太多。
即便交通工具上火車還沒有普及，可通過京杭大運河的糧食調集，能夠第一時間完成救災工作，穩定國內局勢。
單就這一點來說，如今大宋的政治統籌能力，宏觀調控能力，糧食儲備能力，都已經到了一個極高的層次，完完全全比封建王朝超出了一個層次！
而這一切都離不開趙駿這十多年來對大宋的改造，由上至下，再由下至上，來來回回犁地式的革新。
不過這也就是大宋。
一來大宋看似士大夫強大，實則兵權一直牢牢掌握在皇帝手裡，隻要握住槍杆子，再硬的階級也能被洗個遍。
二來北宋的文人還沒有像明清那樣斷了脊梁，或許存在軟骨頭，卻還保留著道德底線。
呂夷簡、王曾、晏殊、範仲淹、包拯，太多的曆史能臣和名臣。
很多時候，以趙駿為核心，把事情講開，鋪開，那麼很多事情自然也就能夠順理成章，不會存在有太多的桎梏和掣肘。
否則若是在明中後期，像嚴嵩、徐階、東林黨這些在江南擁有那麼多田畝地產，絕對的利益集團。
即便你把所有的利害向皇帝陳述，怕也是困難重重，難以突破士大夫們的封鎖。
所以趙駿作為政治強人，出現在一個皇帝較為軟弱，士大夫們風氣還算有道德正義，民間商業氛圍濃厚，國家沒有閉關鎖國的年代，也算是一件幸運的事情。
新年的時候趙駿是在江西過的，他原本打算跟上次巡視天下一樣，回湖南老家看看。但可惜的是，計劃趕不上變化，總會耽誤時間。
反觀趙禎就舒服得多，雖然依舊是不太能離開皇宮，被禁錮在一個小地方圈禁著，卻能登上城樓看滿城燈火。
是的。
去年年末趙禎在年關用蒸汽機發電，讓皇宮中數千盞電燈發亮。
到了今年年關的時候，大宋正式開始修建電線杆，架設電線，通過汴渠、金水等河流進行水力發電，讓電燈照亮千家萬戶。
“朕泱泱大宋，科技強盛，新成立了大宋電網，現在有那麼多電線杆在城裡立起來，那是很合理的事情吧。”
這是大宋皇帝陛下趙禎在年關時候，傍晚時分，看著東華門宮牆外，整條東華門街亮起的電燈，向著文武百官宣布時候說的重要講話。
那笑容滿麵的神情，以及嘴角快咧到後腦勺的模樣，充滿了驕傲與自豪感。
他也值得驕傲和自豪。
因為縱觀曆史，不管以前還是後世，曆代皇帝裡沒有他這樣能搞科研的，科學界也沒有他這樣能當皇帝的。
並且不出意外的話，等收複了西域，曆代皇帝裡他的評價至少能排進前五，甚至能爭一爭前三。
若是完成了滅遼和統一大半個東亞的壯舉，保二望一，威脅一下嬴政地位都沒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