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到上海第一天，周赫煊在徐誌摩家度過，下午還參加了新月社的聚會。
第二天，周赫煊又去了趟《大公報》上海分社，說是視察，其實也就隨便溜達溜達。
跟《新聞報》、《申報》比起來，《大公報》太寒酸了：彆人自建永久性的報社大樓，《大公報》還在租房子辦公；彆人使用新式輪轉機印報，《大公報》還在用效率低下的老印刷機。
沒辦法，隻能慢慢發展，等有錢了才能玩大手筆。
不過采購先進設備是必須，周赫煊在跟張季鸞討論之後，決定掏錢給《大公報》總部和上海分社各購置一台輪轉機。不僅可以提高效率，而且印出來的報紙也更美觀，版麵的雜點墨跡會少很多。
第三天，蔣百裡和張君勱同時來拜訪，這讓周赫煊感到極為驚訝——都是牛逼人物啊！
“幾位請用咖啡！”陸小曼端著咖啡出來親自招待，然後退到旁邊跟張樂怡坐在一起。
會客廳裡有五個男人，分彆是周赫煊、蔣百裡、張君勱、徐誌摩和張嘉鑄。
大家先是聊了陣詩歌創作，紛紛調侃徐誌摩謫落凡間，徐誌摩笑嘻嘻地任由眾人調侃。
一向傷春悲秋、追求浪漫的徐誌摩，在兩個月前突然發表新詩《生活》。其內容陰沉、黑暗、壓迫且抑鬱，一改他以往的風格，簡直就不像是徐誌摩寫的詩。
這位富貴公子哥，似乎終於體會到生活的無奈和艱辛了。
詩歌聊著聊著，張君勱突然把話題轉到政治上，他說：“明誠在《槍炮、細菌與鋼鐵》中關於中國政體的論述，真是甚合我意。”
“胡言亂語而已，在當今中國是不可能實現的。”周赫煊苦笑道。
蔣百裡突然插話道：“我也讚同社會主義，但實行起來太過艱難。社會主義可以作為一種理想，而理想一旦遇到現實，必然要遇到許多矛盾。要解決矛盾，肯定是有方法的，但必須堅守原則。就拿三民主義來說，也是一種理想，也有矛盾，但如今的國黨為了解決矛盾而舍棄理想，此為不智也！”
好吧，都是同道中人。
不管是蔣百裡，還是此時的張君勱，他們都是社會主義者。
這得歸功於梁啟超。
梁啟超是中國最早提出社會主義思想的學者，在1918年到1919年的時候，他曾組織過一次歐洲考察團，而當時張君勱和蔣百裡都是考察團成員。
他們親眼目睹了歐洲最底層人民的生活：窮困潦倒，每天都掙紮在生死線上，跟中國的貧民並無二致。
他們還看到歐洲社會的矛盾：貧富差距極大，工人們隔三差五鬨罷工。
從歐洲回國以後，張君勱和蔣百裡就變成了社會主義信奉者，認為歐洲的自由資本主義那套遲早完蛋。
多不同的是，張君勱明確反對共產主義，而蔣百裡則對共產主義持善意態度。
蔣百裡甚至還幫助瞿秋白、耿濟之、鄭振鐸等人，支持他們翻譯了許多俄文名著，並由“共學社”出版。聽這出版社的名字，就知道他們在宣傳什麼。
聽了蔣百裡的話，張君勱感慨道：“是啊，如今的國黨已經背棄理想了。他們喊著三民主義的口號，玩得卻是獨裁專製那一套。我那本《新路》雜誌一貫罵國黨，也不知道幾時被查封。”
周赫煊心頭好笑：若非張君勱的親兄弟，如今主掌著中國銀行，是常凱申的錢袋子，那本《新路》早就完蛋了。
張嘉鑄突然冒出一句：“其實國黨還是比北洋軍閥好得多。”
“你知道個屁，”張君勱沒好氣地批評弟弟，“國黨如今的中下層黨員，已經全盤變質了。你看看那個陳德征在乾什麼？他整天在為國黨獨裁張目，像條瘋狗一樣到處亂咬，而且在報紙上幫常凱申搞狂熱的個人崇拜。現在好多討論現實問題的文章，在南方地區都不能發表，這是要禁閉言路的征兆。”
周赫煊不得不承認，張君勱的目光太敏銳了。
有人說民國言論自由，那純屬扯淡，不管是北洋政府和南京國民政府，都是主張言論控製的。
彆的不談，張君勱的雜誌明年就要被查封，他本人甚至會遭到綁架。
咱們前麵說過，陳德征是個聖鬥士。
此人是如何寫文章把胡適罵出國的？他自己寫文章罵，又帶動國黨其他文人一起罵，而胡適的反駁文章卻無法正常刊發，隻能被動承受國黨禦用文人的攻擊。
徐誌摩每到關鍵時候都很仗義，當時隻有徐誌摩的《新月》雜誌敢刊登胡適的文章，結果是《新月》雜誌遭到查封，新月社詩人紛紛退團，這一詩歌團體逐漸走向沒落。